台湾乡土音乐浪潮里的逆流

【《台湾时报》三月三十日文章】题：台湾乡土音乐浪潮里的逆流（作者：韩国鐄）（一）
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一九七六至七七年间台湾文坛所发生的乡土文学运动是文艺界一件影响既深且巨的事件：其中最具意义的莫过于使一部份人士在观念上对本土（包括大陆及台湾）事物价值的重估，并进而作积极的推动工作。音乐、戏剧和舞蹈界一连串和民间艺术有关的活动，包括采集、研究、出版、演出等等都可以算是受到这个乡土觉醒运动浪潮所激起的浪花，这当然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我们也可以预言这批工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将受到历史的肯定。然而任何事情似乎有了正面就有负面，就在这股乡土音乐的浪潮中也聚成了一支逆流，本文就是要提出一两个例子来讨论。（二）
新格唱片公司推出了一套两张命名为“乡土·民谣”的唱片，由李泰祥编曲，新格管弦乐团演奏。根据该公司的广告，这是“鉴于目前流行歌曲及西洋歌曲充斥，为了让国内爱好音乐者真正享有自己的歌所做的创举。”并宣称已出版了“极受欢迎的乡土民谣一、二辑，世界电影主题曲一、二辑，金韵奖等专集，特别引起年轻人广泛的共鸣！”
“乡土·民谣”两辑的内容是由一些脍炙人口的大陆及台湾民谣改编而成，封面上印了一个占有整个版面的“乡”字，并以和乡土有关的图画作背景，不但引人注目，尤其更容易勾起旅居海外的同胞的思乡之情。
然而一听之后会发觉这些乐曲被编成非常西式的流行音乐，有一部份强烈而明显的节奏、低音吉他的滑音、电子音响的效果，和渐次消逝的结尾，正是目前西方风行的迪斯科舞曲。换句话说，除了旋律的基干是乡土之外，没有任何比较接近惯常和中国民间音乐有联带关系的因素。所以这两辑唱片和“世界电影主题曲”及“金韵奖”专集，同样都是迎合目前台、港社会商业化的娱乐胃口和西化的时髦风尚，只是旋律取于民谣，所以换个像“‘迪斯科乡土曲”之类的标题不更名符其实吗？一种社会就一种文化，这些乐曲的受欢迎正是台湾这个社会现阶段的一种反映；我也不反对改编，自古以来都有作曲把一种音乐改编成另一种音乐，成败的例子都有。我所要指出的是这套唱片的广告设计，因为这些乐曲经过这样的改编以后，已属于另外二个乐种，不是乡土民谣。很明显的这是假借乡土之名以收商业之利。在我们热爱家园乡土和崇敬民间艺人都来不及的今天，该公司的广告是污染了乡土，歪曲了民谣。（三）
随着乡土运动的觉醒，唱民谣蔚为风气，于是民谣的出版和介绍都接踵而至，这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不过东西多了，毛病也就多了，尤其张冠李戴的现象比比皆是。前面提到的“乡土·民谣”唱片内就有这样的例子，例如第一辑内的“摇篮曲”明明是河北民谣“小白菜”，第二辑内的“樵夫乐”明明是四川山歌“太阳出来喜洋洋”，却都没有原名和说明为什么或何人改词及换名。像这样任意改名换词的实例真是多得不胜枚举。
其中当然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站在学术界的立场，这种风气一定要设法纠正的。再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首被标明为南方民谣的曲子叫“敖包相会”，实际上来自北方，因为南方没有敖包这个名词（蒙古人聚会的地点），原来这是一首电影创作的主题曲，用的是标准的“蒙古调式”（五声小调）作曲者是蒙籍的通福，汉文歌词由海默配成，和南方何止相距数千里路？
乡土运动带来了一大堆印刷的美仑美奂的台湾歌集，什么“民谣组曲”啦、“歌谣精选”啦、“怀念民谣”啦，真如雨后春笋，但是编辑的风格及态度上只有一、二本够得上水准。最令人惊讶的张冠李戴是员林大异出版社出版的“民谣组曲”。在该集第二版的有一首“山地情歌”。
歌词是：“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唯有你最可爱。
你像冲出朝霞的太阳，无比的鲜艳，姑娘哟，……”原来这是一首新疆哈萨克族的情歌，王、朱二君能把这首民谣从新疆的哈萨克“变种”为台湾的山地族，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了。（四）
以上这些因乡土音乐而发生的副作用，一个是利欲熏心，一个是自欺欺人，没有敬业的精神也没有学术的态度，但是深入一层剖析，这不是目前台湾的一个社会问题吗？经济的起飞促使了金钱挂帅，资料的限制造成了研究的窒息。多少年来，搞西洋的保险又时髦，搞本土的吃力不讨好，才会有这种现象。但愿现在的各方面的努力，可以把这支逆流溶入正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