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胆计划的跨世纪旅程

【德国《明镜》周刊１１月３０日一期文章】题：欧洲联盟副题：欧洲或幸福（作者　克劳斯·哈普雷希特）
让·莫内的伟大方案
丘吉尔首相１９４６年在苏黎世发表讲话时充满激情地要求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欧洲国家理事会。
让·莫内是欧洲联合的第一个组织者，在战争的阴影下就已经草拟出他伟大方案的初稿。
让·莫内１９４６年担任了法国国家计划局的领导，实行了铁路和电力行业的国有化。他比他的多数同胞更密切地注意了美国的活力，并在这种活力的推动下制订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即把欧洲各核心国的煤钢工业联合起来，使之受到共同的监督，并在一个关税共同体内实行原料贸易的自由化。虽然这种构想同那些来自德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大中学生和狂热拥护欧洲思想的人相比缺乏激情，这些人情绪激烈地冲破国界，破坏拦路的设施，为的是用尽可能强烈的方式向政治家们表明，各国人民在寻求共同的未来。
当然，莫内的意图是把德国的军备潜力置于监护之下。可“德国问题”即世纪的重担，只有一种解决办法：法国必须尽可能紧密地同德国联系在一起，以便在拥抱中一劳永逸地消除危险。莫内很愿意争取同英国建立伙伴关系——他在１９４０年５月曾建议丘吉尔宣布成立法英联盟。
「小欧洲」
伦敦作了拒绝的表示。可是当时非常活跃的法国基督教民主党的首脑罗贝尔·舒曼作为外交部长把莫内的计划融入了自己关于建立煤钢联营的建议之中。这一建议是他于１９５０年５月９日提出的——差不多是德国国防军入侵法国的十周年。
经过１１个月的艰难谈判，这个条约文件才得以在巴黎签署，那是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８日。从而，这个除新生的德国和法国外还有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意大利参加的核心共同体诞生了。
这就是“小欧洲”的真正创建仪式。以后几十年的情况表明，它将逐步地、但以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屈不挠精神发展成一个更大的欧洲：不是像戴高乐后来热情地、但不确切地要求的那样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而是到波兰东部边界。
让·莫内的逻辑是令人信服的：德国扩充军备的危险性可以通过一个军事一体化系统来消除，而德国则为西方的防务作出自己的贡献。此外，武装力量的合并会迫使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因为必须要有文职领导和进行民主监督的共同机构。
欧洲防务共同体受挫
重新受命领导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和他的继任者安东尼·艾登从一开始就违背自已的誓言，表示不考虑参加欧洲大陆的这种冒险。法国共产党人和戴高乐的拥护者们更是咒骂这种把主权牺牲给美国人和德国人的做法。１９５４年８月，他们把欧洲防务共同体送进了国民议会的坟墓。
美国及其伙伴对德国的防务贡献问题处理得非常坚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了大西洋共同体的成员，法国不得不接受它曾坚决反对的解决办法，即一支与北约结合在一起的德国国家军队。
然而，当时对于建立一个防务共同体来说时机的确不成熟。几十年后，欧共体才通过成立包括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比利时武装力量的欧洲军团，再一次异常艰难地朝这个方向走。
回到老路上
１９５４年欧洲的事业受到了一次挫折，很长时间没有恢复过来。走向一体化的道路被暂时堵住了。一年后，煤钢联营集团的外长们才在意大利的墨西拿会议上重新使用“一体化”这个词。又过了一年，他们开始就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联营的问题举行谈判。再过了一年才得以签署罗马条约，那是１９５７年３月２５日。
戴高乐：“欧洲人的欧洲”
当戴高乐１９５８年着手结束在北非的冒险和第四共和国的困境时，还不知道他能否继续欧洲一体化事业。他盛气凌人地宣布，他希望有一个“欧洲人的欧洲”，换句话说就是一个独立于美国的欧洲。他宣布北约总部不能再设在枫丹白露，并让法国军队退出了军事一体化。
为了使欧洲不再是美国世界政策的工具，他至少需要一个强大的伙伴。英国不可能是，因为它作为“大西洋中的一个岛屿”，觉得离美国比离欧洲近。１９６３年同伦敦进行的加入谈判失败了。
１９６３年１月在爱丽舍宫签署的德法友好条约应当成为“欧洲人的欧洲”的基础。可是，令戴高乐失望的是，这个条约在波恩（在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合作下）被加上了一个前言，强调联邦共和国同大西洋联盟之间——从而也意味着同美国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戴高乐看来，这种保留降低了条约的地位，几乎使之成为一张废纸。
在这一点上他错了。这个条约以及所规定的定期磋商机制在以后的年代里成了“欧洲进步的发动机”。实际情况表明，使欧洲每前进一步的任何一项倡议都是由德法合作的活力所决定的，不管当时在巴黎和波恩是哪一个政党执政。
欧洲和美国：秤杆离不了秤砣
可以肯定，将来不会有一个（除贸易问题外）被迫同美国对立的欧洲，即使法国可能有做这种尝试的强烈倾向。
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东方的未来成员国。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波罗的海国家寻求把联盟当作它们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归宿：它们不是期望法国，而是期望美国提供安全的保证——以防范仍是一种（即使是受了伤的）帝国势力的俄国以及德国。
此外，有充分理由可以说，欧洲的欧洲化只有通过美国化才成为可能。这不仅适用于美国的安全组织即大西洋联盟。一种世界文明正从美国蔓延开来，渗透到欧洲的每一个角落，然后渗透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它的音乐、电影、文学、舞蹈、语言（尤其在广告中）、社会榜样、各个种族的混合、杰出的技术以及通过从牛仔服、可口可乐直到汉堡包等日常生活习惯。
法国受美国化的影响与德国没有什么两样——尽管它一百个不高兴。戴高乐和他的拥护者指责自己的同胞们容易受到诱惑，但阻挡不了这种诱惑。这种易受诱惑性是欧洲大陆各族人民的共同点。
这位将军让自己的国家退出了北约的军事部分，但坚持政治上的大西洋联盟。他也不想破坏欧洲各国在经济共同体里的密切联系。他现实地注意到，这种联系对法国是有好处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
步子小也是在走路
巴黎政府以“不出席政策”抵制部长理事会会议达七个月之久。在艰难和气氛紧张的情况下达成的“卢森堡妥协”规定，在对一个成员国的“非常重要的利益”进行辩论和表决时，共同体不采用多数决定的办法。这样实际上给了每一个成员国以否决权。１９６７年起把煤钢联营、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联营的执行机关集于一身的共同体，因为这种起瘫痪作用的一致性原则而艰难度日。后来终于有了进展。１９６８年成功地取消了内部关税，建立了共同的劳工市场，所有六国的雇员可以自由地越过国界选择工作岗位。
欧洲内边界渐浙有影无痕
实际上欧洲在扩大（加深的速度则很慢）。戴高乐的后继人蓬皮杜为英国打开了大门，因为他觉得单单同德国人在一起不舒服。同时，爱尔兰和丹麦也参加了共同体（１９７３年初），从此共同体有了九个成员。在此之前两个月，各国家和政府首脑决定把共同体扩建为包括经济和货币联盟在内的欧洲联盟。这是走在事态发展前头的勇敢步骤，在１／４以上世纪之后才达到目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共同体始终在越过危机和较小的灾难，通过不断的妥协，艰难地向前迈进。
１９７９年６月第一次直接选出了欧洲议会。它的权力起初是有限的，逐渐拥有了实实在在的职权。
共同体尽管受到种种批评，但它的吸引力没有减弱。８０年代它接纳了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１０年后，３个在东西方之间长期保持中立的国家参加了进来，它们是芬兰、奥地利和瑞典，使成员国增加到１５个。
１９８５年１月雅克·德洛尔担任了委员会主席一职。他是个受天主教社会学说熏陶、由基督教工会造就的法国社会党人。他在与密特朗和科尔密切联系的情况下为向经济和货币联盟发起新的冲刺创造了条件。
申根协定终于取消了边界检查（虽然不是取消边界）。共同的货币将于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成为现实。
成功——慢得令人心焦
欧洲是一部成功史，这种成功是以慢得令人心焦的速度实现的。
德国人几乎回忆不起来，他们经济的兴旺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欧洲（通过工业品贸易的自由化）。
至今没有人对这个以后将决定我们日常生活的“欧洲国”的性质下过明确的定义。它只是一个国家联盟吗？它会发展成一个联邦国家吗？
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虽然它包含一些联邦的要素——如共同的货币和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还有欧洲国籍的萌芽（超越国界的选举法、欧洲法院、对欧洲法律可以违背国家法律这一原则的承认以及可能成为军事一体化先锋的欧洲军团的建立）。
也许现在是制定一部欧洲宪法的时候了，这样各国人民就可以看得到已经实现的共同点了。这将是一种艰苦的工作。欧洲确实已经完成了一大段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