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湾文学应走的方向（上）

说合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所有台湾作家都因台湾文学是构成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环境而觉得骄傲，在台湾文学里看到的是中国文学不灭的延续。惟有统一的、强大的新中国出现，台湾文学才能获得历史性的归宿与意义
【台湾《中国论坛》五月号文章】题：论台湾文学应走的方向（作者：叶石涛）
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历经三十多年痛苦的挣扎，随着社会结构剧烈的转变，民众生活意愿的提高，业已迈入稳定与成熟的一九八○年代。
在台湾的中国文学，以其历史性的渊源而言，毫无疑义的，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一环，也可以说是一支流；这是台湾岛上中国人创造、发展起来的文学。由于台湾特殊的历史性遭遇，在连续八十多年的漫长时间中，台湾文学被迫发展了它富有乡土色彩的独创性强烈的文学；即令如此，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人的文学，它并没有因时代社会的蜕变，或暂时性的分离而放弃了民族性，也没有否定了根本性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
不过，由于台湾的自然环境，特殊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台湾文学内部始终酝酿着必须予以解决的几个重要课题，这容易招来台湾作家意识形态的纷乱，演变为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多次实验性的变迁，不容易跻入世界文坛。
台湾文学里内藏的重要课题涉及到历史、社会、经济等各种因素，但如果经一番厘清工作，当可明白最主要的课题乃是有关文化价值系统的统合问题。
随着台湾社会的近代化，汉诗社旧文人的意识形态和作为，成为一种桎梏，阻碍了新文学的发展。它的贵族化审美感，封建性与迎合性，使旧文学脱离了台湾民众现实的生活，也违背了民众的心理要求。这些传统旧文学暴露出它顽迷固陋的严重缺陷，经不起时代进步步骤的淘汰，终于逐渐衰微以至于消声匿迹。在那太平洋战争的战鼓笳声中新文学作家依旧奋勇抵抗出现了几篇划时代的作品；而旧文学则否，完全看不到任何活动。
光复以后，台湾文学重新摄取且受到重大影响的，却是五四以至于三十年代一部分的文学。也许有人认为我这种说法并非事实，日据时代台湾既然沦为殖民地同祖国大陆隔离到五十多年之久，怎有可能接触祖国文学？其实很多历史性纪录都证明了这一点。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历史事实呢！新文学运动的火把
通常我们把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起点设定在民国九年由东京台湾留学生创办的《台湾青年》杂志。之后，《台湾青年》迁回台湾，改为《台湾》、《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以至于《兴南新闻》，终于在民国三十三年完成了历史性使命，寿终正寝。本来这一系列报刊的言论着重于争取台湾的政治自由与文化启蒙运动，未暇顾及新文学运动。到了民国十三年，在北大念书受过五四文学革命洗礼的张我军，陆续寄回《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业中的破旧殿堂》等诸文，攻击旧文学，提倡新观念与新文学，掀起一场新旧文学的激烈论争。
今天看来，张我军并没有树立任何崭新的文学理论体系，他只是把五四文学革命的各种主张覆述一番罢了。尽管如此，他在汉诗社林立的台湾守旧文学界，的确投下了一枚炸弹。他是个先驱者、开拓者，他给台湾新文学指出一条合乎时代要求的正确方向。黄得时曾经在《台湾新文学运动概观》评论里，分析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特征而写道：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弱小民族自决的思想解放和中国大陆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他又说，台湾新文学运动起初从语文改革着手，接着提倡以北平官话为主的白话文写作，继而抨击旧文学，最后才有新文学作品的出现。这流程与开展的模式完全和五四文学革命的过程相同。诚然，台湾新文学从诞生到实践的过程中，不容置疑，的确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然而台湾本身的特殊命运也使它产生了跟大陆不同的主张与看法。其一是台湾语文问题，其二便是乡土文学的论争。
原来台湾新文学运动乃是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环，台湾新文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与社会性。为了使文学深人民间里去，同民众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很多先辈作家主张使用以台湾方言（主要是闽南话）为骨架的白话文去写作。台湾语文问题同国内大众语的提倡有很大的区别。国内有一部份作家之所以倡导大众语，是认为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已经演变成新文言，欧化与八股化，变成新士大夫的专用语文，难民众的日常用语有一段距离的缘故。使用大众语去写作并不会发生阅读的困难与不方便。然而台湾语文提倡则不然，若重归祖国怀抱之后，以台湾语写作的文学不但未能给国人带来任何感动，甚至会发生难以沟通与了解的困难。因此，有远见的先辈作家并不苟同这种主张，只能让步，以北平官话为准的白话文里容纳少许国人皆懂的方言以表现地方色彩。
可是台湾语文问题本来不是单独存在的问题，它和乡土文学有息息相关的关系。
自古以来作家应写些什么？是答案最多的问题。不过，最简单清晰的答案，大约是写他所熟悉的土地和人民的故事。当然每一个作家叙事观点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多歧，天资的高低，使得写同样的一块土地和人民时，作品中所呈现的世界就有迥然不同的面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