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每日新闻》驻北京记者驳斥日《中央公论》诽谤中国的文章：《中国着眼明天，探索未来》

说中国能够承受其它国家无法承受的冲击，即使“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动乱，中国也没有垮。中国人民的生活在新旧社会己有天壤之别，这一成果保障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性
【日本《每日新闻》七月二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辻康吾的文章】题：中国着眼于明天，探索未来——驳“文明的末日形象”的说法
看了从日本送来的杂志，发现有一篇文章写道：“中国没有明天。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曾经引以自豪的文明的末日形象。”（《中央公论》四月一期冈田英弘的文章《中国病有根治的办法吗？》）我在北京居住了两年多，一直在用相当严厉的目光注视着中国的动向，但是即使是我，对这一结论也不得不感到愕然。
冈田断言“中国没有明天”，而我认为，中国的现实过于复杂，它不仅有着眼于明天向明天挑战的各种可能性，而且至少在能够预测的将来，中国绝不会发生经过一番临终前的痛苦挣扎后彻底崩溃的事态。
正象冈田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石油生产的不佳状况对于中国来说已成为严重问题，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中国的石油生产并不象冈田说的那样在“激减”。一九八○年度石油产量是一亿零六百万吨。比前一年减少百分之零点二，但是因为产量和证实的蕴藏量的比率下降了，所以把产量限制在一亿吨。这是实际情况。今后可能还要削减产量，但是另一方面，日本也参加了的海底油田的开发已取得进展，“再出不来石油了”（冈田文章）是下得过早的结论。即使是一亿吨石油，按外币换算，尚可值二百五十亿美元以上，从建国初期的原油生产近乎于零的情况来看，毋宁说石油在中国经济中已经成了强有力的支柱，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更使人不解的是冈田对北京市内自由市场的描写：“看了自由市场的商品，使我感到吃惊，那里只有葵花籽、大米和花生米。好多人围在那里，我也探头望了望，原来是四只象是被人捉来的野鸡放在地上。”北太平庄、虹桥、朝阳门等，无论到哪个自由市场，出售的商品，都有一百到二百种。从全国来看，北京的自由市场的规模还算比较小，尽管如此，已经相当兴隆了。关于自由市场的真正问题大概不是商品的多寡，而是由于其急速发展，对国营市场形成了威胁、以及如何平衡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的问题。
冈田在谈到王府井大街的东风市场时说：“我没有进去看，但是据说商品，不过是罐头而已，与自由市场没有多大差别。”即使在一九七七年初，中国经济最坏的时期，东风市场的商品也有一万种以上，估计现在有四万种。此外，关于从机场到市内途中风景，文章写道：“人家也很稀少，只是一片旱田。”（沿途不仅有人家、工场和饭店，而且耕地正在受到侵占）关于市里的情景，文章说：“推土机和吊车闲置不用：没有看到它们动过。”（如果午休另当别论，就连星期日这些机器都不闲着。据日本的专家说，在中国使人感到大型土木机器使用过度）象这样一些因传闻和肤浅的观察造成的事实错误简直太多了。
我丝毫没有想要通过批评冈田的文章把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描绘成一派光明的意思。毋宁说，如果说“中国没有明天”的话，要指出其原因和更深刻的问题并不困难，例如象冈田在文章中没有提到的经济管理体制的落后与混乱等。但是即使把这些问题也统统算作考虑的内容，中国恐怕也没有崩溃的可能性。
当然，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其社会及经济作出判断时，观察事物的人的主观对其结论有很大影响。
我几次短期访问过中国，从一九七九年春天起开始常驻北京，对我来说，伴随着对中国现实接触机会的增加，使我感到吃惊的地方确实不少。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本来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和造成社会不安、威胁着体制的事件，但是并没有形成那么大的冲击，而且是“妥善”地得到了解决，在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很大的伸缩性。中国社会有很大的伸缩性，所以能够承受日本社会所承受不了的冲击。其最大的实际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就是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中国这个国家和党领导体制也没有崩溃。
第二个引人注目之处是，以这很高的弹性值为背景，人民不仅对传统的政治权力服从和忍耐，而且在三十多年的新中国建设的过程中，众多的人民得到了相应的利益，这是事实。中国解放前和现在的区别毕竟有天壤之别。这一成果保障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并且在文革后，党重新确认“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对工人增加了奖金，对农民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对集体和个人企业实行奖励，通过这些办法，刺激了人民的积极性，大多数的人民也在这一新政策下把这些作为既得权益。这是不能否认的。
中国现在面临着的真正困难是从现在起到二十世纪末，必须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两千多年来一直到文革的封建统治已不可能重演。拥有十亿人口、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必须在探索中把中国建设成适合于本国国情的全新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