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驻苏记者威利斯文章之二：被孤立的巨人：疑心重重、惶惶不安、狡猾奸诈（下）

工人们同样是不问政治的。当一个人每天为购买象土豆这样的基本必需品不得不排几小时队，就很难空出时间来为革命了
。不安全苏联的边界线是世界上最长的：达三万七千英里，比美国的边界线长八倍。同美国不一样，苏联被入侵过许多次——被蒙古人、瑞典人、日耳曼人和立窝尼亚骑士入侵过，被拿破仑和希特勒入侵过。外部人仍然是陌生的、俄国人同他们格格不入。在乌克兰的一些城市，小孩子看见一辆挂有白色牌照的外国小汽车时，互相招呼看“间谍”。共产党的疑心增加了历史上的疑心。克里姆林宫有理由为安全担心。苏联的思想意识不仅使苏联处于防御状态，而且使苏联处于进攻状态。苏联拥有加重它说话份量的武装力量。中央控制公民作出那种影响他们自己生活的决定大大少于西方人所作出的决定。我同在外国的苏联外交官和科学家谈过话，他们对西方认为理所当然的个人责任，感到惊讶。这里的年轻人从学校、大学或学院出来，第一次工作是分配的。三年以后，他们可以调动，然而，即使是第一次工作，离家也是数千英里，许多人是住在工作单位。
一般的人几乎不能够或者完全不能够决定到那里上学或到那家工厂工作。许多人并不想作这样的决定：让国家决定吧。苏联是这种情况的最典型的例子：国家管理一切，个人同意别人有权决定什么对他们是最好的。这种情况产生的两个后果只是没完没了的官样文章和缺乏刺激。
由于不是按劳取酬，这里的生产率是低的——大大低于欧洲、美国或日本。但是，人民只知道他们自己的制度。他们不能够广泛地见识别国的制度。他们没有民主行动或独立思考的传统。多民族就民族而言，这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其程度远远超过许多西方人所认识的程度。苏联有一百多民族，其中至少有三十七个属于突厥语民族和穆斯林，从西部的波罗的海人和白俄罗斯人到南部和东部的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诺盖人和东干人。他们挣脱出去的前景并不真正存在，但是，莫斯科必须始终对可能出现麻烦保持警惕。对待法律的态度一位俄国人是乐意服从警察和别的权威的——然而另一方面，又有许许多多的人时时刻刻在窃取国家的东西。这个制度不可能使商店里拥有吸引人的、适用的商品，因此，人们利用他们所能够利用的一切门路获得质量好的衣服和外套、毛毯和时式鞋子，以及他们所想要的其他物品。俄国人把他们的工作当作一条给别人好处而又要别人报答的途径。最想往的工作包括：站柜台卖肉（肉类总是供不应求的）；到可以使用工具的工厂去工作，在下班后可用这些工具做修理工作；在剧院卖票（好的电影、戏剧票留给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老是可以换取好的鞋，或一管口红，或者一条有关行情的秘密消息，即当地的百货公司刚刚进了一批许多俄国人近来渴望给他们的公寓住房搞到的壁面装置）。
高级商品短缺的情况是如此地严重，以致同西方人接触的俄国人不断地要钢笔、手表、珠宝饰品、紧士服、棉外套、书籍、录音带、长统靴、伏特加、时式茄克衫、剪裁讲究的夏装，以及其他商品。我非常同情他们中的许多人：好人，希望成为诚实的人，受着引诱的折磨。我们拥有这么多；他们拥有这么少。
物质主义的制度酿成了非法的行为，因为没有在正当的地方，在正当的时候，供给正当的商品。同西方的许多人一样，苏联公民并不担心在他们空闲时间做些什么。他们也不听党提出的提防过于追求消费品的劝告。
党的官员说，人们有一种共同的态度。他们倒说得好听。他们享有特权、汽车和专门购买食品和衣服的商店。就我们来说，我们也希望得到较好的食品和服装，我们应该得到这些东西。
一位莫斯科人气愤地说：“正是那些我们必须支持的国家连累了我们”。他指的是古巴、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南也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