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斯诺谈宋庆龄（五）

妇女运动
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发展至最高峰的时候，廖仲凯夫人在十个省份组织了一百五十万妇女。其中有三十万是向警予所领导的妇女会会员。
在一九二六年北伐时，蔡畅是唯一获允许在军队政治部工作的妇女，她的成功，使得汉口政府成立之后，妇女都担任了相当的职位。在北伐军里共有三四百位女宣传员。孙夫人在汉口办了一所妇女训练班，训练妇女组织人员。这些人员到处去建立妇女会，向当地妇女宣传革命意义。
这些妇女会具有类于司法机构的作用，办理结婚离婚事宜，以保障妇孺的权利。后来人民司法委员会成立，妇女会同农会、工会、学生会和商会一样，得以派代表参加。
妇女的抬头，大大影响了每个家庭的权利平衡，于是产生了对妇女会领袖报复的浪潮。几个月之后，反革命到来了，妇女们均无法幸免。反之，她们比从前更遭受虐待。这些妇女，大多在二十岁以下，从来没有革命经验，在匆遽间，都被士兵和警察逮捕，只有少数妇女领袖幸免于难。
上海在一九二七年，曾一度在周恩来和工会的手里，后来被杜月笙的青红帮镇压下去，杜月笙将上海名义上的管理权交给了蒋介石的左右手何应钦。
一九二七年的清党事变，对孙夫人的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使她终生成为蒋介石的顽固的反对者。虽然她是一位女子，这无关紧要，因为事实上她一直掌着革命的火炬，在国民党左派所有高级领袖之中，除了廖仲凯夫人之外，她是唯一这样坚持的人。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汉口政府绝大多数的国民党左派离开共产党，不久，他们都投到南京蒋介石方面去。鲍罗廷与其他苏联顾问，带着陈友仁的两个儿子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取道蒙古回国。陈友仁在上海耽了一会儿之后，也去了苏联。
孙夫人指责整个国民党回复到旧政策。她写了长篇的告别书，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发表在美国女子普洛美（ＲａｙｎａＰｒｏｈｍｍｏ）主编的《人民论坛》（Ｐｅｏ－ｐｌｅｓＴｒｉｂｕｕｎｅ）杂志上，她说：
“我必须脱离本党目前所行新政策的实际工作。一切革命，最后分析起来，都应该是社会革命，要达到社会的基本改变；否则，便不是革命，只是更换政府而已………”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她又说道：国民党已成为“此一军阀或彼一军阀手中的工具，它已不再是为中国人民未来福利而工作的力量，而是压迫者的工具，是附生在现有奴役制度上的寄生虫。”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共产党分子叶挺和贺龙带着国民党军队在南昌举行暴动。他们将孙夫人的名字同陈友仁和邓演达一起，列在革命委员会名单中。陈友仁和邓演达也是脱离国民党的知名人士。后来，孙夫人的名字，又被列入南昌暴动军事领袖于一九二七年在汕头所成立的短命政府名单中。
孙夫人从汉口沿长江而下，回到上海，住在莫利哀路老屋。她的家人都劝她放弃政治立场，或者至少保持缄默，他们在一九二七年整个武汉时期，都这样规劝过她。
自然，孙夫人是重感情的人，她爱家，尤其爱母亲、子文和美龄。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她不容易同家庭决裂，因为她需要这些人的情谊，在个人方面，她没有理由同他们疏远，她的疏远纯粹由于政治。在她一生所有的危急时期中，她从来没有得到家庭方面的支持。她始终是单枪匹马的面对困难。宋庆龄遭受的三大打击
她在上海住了一个月，决定要正式访问莫斯科。她作这样的决定，主要是对蒋介石作公开的抗议，同时也反对蒋介石破坏孙中山所建立的中苏同盟。
孙夫人同普洛美一起，于清晨三时秘密离开莫利哀路，乘搭舢舨，渡过险急的黄埔江，搭上苏联轮船。陈友仁同他的两位女儿跟她们在一起，到了海参崴，苏联政府派了特别火车迎接他们。一九二七年九月的第二个星期，他们到达莫斯科。（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