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报文章：科教兴国须“学商分开”

【香港《信报》１１月２６日文章】题：要“科教兴国”须“学商分开”
（作者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郑永年）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目前正在同时进行两种形式的“分开”
运动，即“政企分开”和“军商分开”，前者是为了切断政府机构和官僚同企
业经营的关系，意在为市场经济建筑一个良好的制度构架，同时也是为了遏制
党政官员的腐败。后者则是为了国家安全，把军队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遏
止军中腐败，强化军人的职业化。这两种“分开”，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的
健全发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讨论种种“分开”时，人们似乎忘掉了
一个极其重要的“分开”，即学商“分开”。从一个民族的长远利益来看，学
商分开的意义绝对不亚于其他种种类型的“分开”运动。

“下海”运动的消极后果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学商一体是有诸多原因的。在“文革”时期，国家
用政治方法把知识分子压到了社会的最低层。邓小平上台后，政府开始强调知
识的作用，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因为邓小平看到了知识对国家现代化的
效用，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不管当时政府作了多
大的努力，但已经是积重难返。知识分子低下的经济地位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
结构性问题，并不是这样那样的政府政策所能解决的了。

由于政府没有财力支持教育，知识界转向了经济活动。这种倾向在１９９
２年后突现出来，之后，知识界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下海”运动。“下海”运
动直接产生了几个非常消极的后果：

第一，知识界很大一部分人转向了商业活动。他们中有的干脆脱离了学界
，变成了纯粹的商人。有的把教育和学术活动变成了副业，而商业活动则成了
他们的主业。更多的人则是在从事教育的同时兼从事商业活动。要意识到，很
大一部分转向商业活动的知识分子，都是原来知识界的佼佼者和领头人，他们
的离去不可不说是对教育界的一大打击。与此有关的是学生的经商活动。教员
、研究者有如此表现，他们所教导的学生的经商行为也就很好理解了。

第二，学商一体对社会上的“一切向钱看”的风气推波助澜。在下海运动
的推动下，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金钱精神”的状态。所有行为的
动力来自金钱观念，而所有成败和好坏都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在这一过程中，
知识界的功劳不可说小。知识界本身身体力行，现在从事什么教育、研究课题
都是以能否有经济效益为标准，甚至教员的职称评定都要看他或她是否创造了
经济效益。

知识界失去批评社会能力

第三，从长远来说，更为恶劣的是知识界丧失了代表社会良知的资格。知
识界身体力行，通过自身的种种行为把社会的“金钱精神”合法化了。本来，
知识界是社会良知的承载体，但现在却成了社会良知的破坏者。在一切知识都
是以金钱来衡量的时候，知识界失去了对社会发展的判断能力，失去了批评社
会的能力。当社会的基层成员还有知识有用的价值观的时候，知识界却看到了
金钱而非知识的重要性。知识分子可以对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视若无睹，因为
对他们来说知识的功用是赚钱，而非引导社会发展。

自然，产生这种现象不仅仅是知识界本身所致，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界所面
临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政府的某些政策。

对学商一体仍不以为然

用经济力量去冲击现行教育制度，如同在“文革”中的用政治力量去冲击
教育制度一样适得其反。需要改革的是教育制度，而不是引导人们去经商。那
时的教育政策牺牲了整整一代人，国家蒙受了极大的损失。现在，学界的下海
风潮也已经长达近１０年了。可悲的是，人们对“文革”教育政策的恶劣方面
从一开始就有所意识，但对目前的学商一体却仍然不以为然，因为它主要地表
现为一种和平的、无痛楚的侵蚀方式。但可以预计的是从长远看，经济因素对
知识界的毒害，并不会小于政治因素对知识界的毒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