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现代哲学的主流（上）

现代哲学新主流出现的背景自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位哲人奠定了欧洲观念主义的强大基础之后，历经罗马帝国的征服和专制，中世纪的动乱和停滞，其哲学的传统始终历久而不衰。自中古的奥古斯汀、汤玛士，到近代的笛卡儿、康德、黑格尔，以及数不胜数的观念主义追随者，都先后不断地发扬光大了这一源远而流长的哲学体系，尤其使其在德、法两国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发源于英国的新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由剑桥大学的罗素、摩尔传于奥地利留学生维特根斯坦。维氏回到欧洲大陆之后，又与维也纳学派的巨子，如弗立克、海恩、法兰克、卡尔纳普等人，在观点上相互印证，汇集而成逻辑实证主义的一种气势磅礴的新思潮，其影响与时俱增。至纳粹德国的势力席卷奥地利之际，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们纷纷流落异邦，他们虽在欧洲大陆丧失了据点，却把这股方兴未艾的思潮带到了英伦三岛。此后，又通过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蜕变，而展开了语言分析的运动。这一哲学发展的趋势，与英、美两国的科技社会心态和时代风尚，正是水乳交融。这一股２０世纪的新思潮，俨然与欧洲传统的观念主义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
然而，２０世纪的欧洲大陆也还有许多思想家，对于上述传统的观念主义与新兴的实证思潮二者，并未心悦诚服，于是另辟蹊径以开创新的局面。他们一方面对于观念主义传统的历史观及一元论，提出了挑战与质疑；另一方面又对新实证主义深表不满与遗憾。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怀有严重的危机意识，一致感到传统的观念主义不足以适应２０世纪的世界多变的局势，而新实证主义又与人们面临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相距甚远。因此，这些哲学家针对当代先进工业社会特有的革新与动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于是，现象学，批判理论，及结构主义思想，应运而生，被称为欧洲大陆现代哲学运动的三大新兴势力。
爱尔兰哲学家理查德·卡尼在他１９８６年出版的《现代欧洲哲学运动》一书中，对上述三种哲学运动，作了详尽的分析阐述。现象学与具体的个人经验２０世纪之初，德国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首创现象学，并把它与１９世纪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的存在主义思想融为一股重建形而上学，并注重具体经验的哲学运动。有人把这一运动称之为存在主义，生存哲学或现象学——存在主义。
胡氏的现象学方法，致力于具体思考的功夫，希望把已钻入学术抽象的牛角尖里的哲学拯救出来，使其回到应有的立场和起点上，那就是我们对于“事物本身”所经历过的具体经验。法国哲学家兼文学家萨特深受胡氏的影响，认为可以借助现象学方法，而对于一切事物进行哲学探讨。他宣称真理并不神秘，它可以穿越街道、进入工厂，连寻常之物如路灯扫帚等，也都具有哲学意义。德国的另一位哲学家海德格尔（胡塞尔的学生）也宣称现象学方法可以让我们找到“存在意识”的根本问题，使之与人们经历过的具体生活经验建立起适当的关系。譬如对具体生活的关切、心态及想法，都成了哲学探讨的主要内容。
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之下，其哲学运动的继承者对此都作了不同的解释与应用：海德格尔用于探讨存在问题；萨特用于探讨人类自由；莫里斯·梅洛—蓬蒂用于探讨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形体关系；里科尔用于解释记号与符号，在神话、宗教、文学及无意识上面去寻求文化经验层次上的具体关连性。批判理论与社会关系的重建批判理论是结合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所形成的一种哲学运动。这一运动与１９２３年成立的法兰克福社会科学研究所有着密切的关系。卢卡奇以此作为策动批判理论运动的根据地，领导法兰克福学派，成为了开创新局面的主导者。卢氏认为，哲学的使命，应恢复对“具体问题的思考”，但是，他又强调世界的终极意义不宜与历史和政治环境相互脱节。他排斥狭隘的经济决定论，认为诉诸于因果关系的必然法则，可能是错误解意义。
卢氏对此深具戒心。另一方面，根据他的论断，历史若是由劳动和生产的力量所形成的，则由于这种力量消除了资本主义者的剥削现象，使得社会存在的新的潜力有了发挥的余地。
意大利学者葛兰西从批判理论的角度进而断言说，除非将政治与文化的结构进行理论性批判，否则，人类的自由化将会永远被延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的赫伯特·马库塞认为，劳动兼有“具体实践”与“理论”之生活方式，以此为预先设定，方能对于分离情况作出革命性的解决。在此，他强调了批判意识的自由，使其避免成为经济剥削制度下的奴隶。不仅如此，他对于工业社会中各种意识形态都提出了异议，并提倡向艺术、文学寻求开拓人类创造源泉的动力。
其它批判理论家本杰明、布洛克及新法兰克福学派的哈珀马斯都发展了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辩证法，他们取得了两个共同的认识，即：（（一）意识形态的批判与自由化的并重；（二）主张实践性与反省性活动的结合，兼顾并重物质与理性两个侧面，以此来有效地对抗支配的力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