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刊报道：《北京的外籍英语教师访问记》

说中国大学生学习努力、遵守纪律、对人尊重友爱；校方对外籍教师事先没有报出要求使他们无法准备教材
【日本《英语学习》月刊三月号文章】题：北京的外籍英语教师访问记
约尼·薇尔：她在参加澳大利亚—中国友好协会组织的旅游团到北京旅游后，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回国后她立即向中国驻澳大使馆申请到中国做英文教师。八个月后，她的申请获准。
列昂尔德·佩雷梯里：他到中国教书的经过同薇尔相类似。几年前他参加美中友协组织的旅游团到中国旅行，被中国所吸引，乃决定来华。他的夫人及一个孩子也随之到中国。
虽然他们收入少，平均的月工资不过４１５美元，但他们声称，他们的生活水平却是高的。以下是记者同他们的对话：
佩雷梯里：我一向对伟大的社会实验极感兴趣。两百年前开始的美国社会试验已失去了劲头，生活在美国社会感到极大压抑。而在这里，在中国，我却感到一种极大的兴奋情绪。正在出现一种新的令人感到兴奋的人类社会，它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想参与其中。
记者：约尼，你如何？
薇尔：我认为中国不错。有时你外出旅行会发现一些好地方，而在我看来，中国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好地方。她同我们澳大利亚有很大的不同。例如，不那么重视物质利益，不歧视妇女，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好事，这些对我都是很陌生的。
记者：你们教书的环境如何？
薇尔：按照澳大利亚的标准来看，客观环境确实是非常简陋可怜的。我很清楚，任何一个维护雇员利益的澳大利亚工会工作者，看到中国教师的工作条件都会大为震惊。但是这种环境看来却丝毫不影响中国学生的学习。教室冷得可以结冰，一无所有，但这都算不了什么。
记者：你们的课程安排如何？
薇尔：哦！关于这方面，学校当局实际上似乎没有任何课程安排。大家知道，即使去问学校，也问不出什么结果。
我教什么东西，我是完全自由的，看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关心我干什么，一点不关心。唉！我只是教学生们说和听，我想我的价值仅在于此。
佩雷梯里：我的学校要求多一些。例如，今天下午的两个小时，多半用来同五个研究生进行本学期的期中评价。大部分班级的学生都轮流向我妻子及我提出改善教学的建议。他们现在很喜欢我们，认为我们是好教师。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的喜爱以及如何继续改
进教学。
气氛是很好的，这是我们学校的传统。他们当然也听取我们给他们提的建议。
薇尔：常常有些人来华前完全没有为他们所要从事的工作做准备。原因很简单：他们来之前，根本没有考虑对他们将会有什么要求。
佩雷梯里：因为中国方面也没有预先向我们提出。我来时随身带来的几箱材料，书籍呀、报刊呀，我料想我将教基础班。可是不是这样。我只是教中级班和高级班，而我却没有合适的材料。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
我们（外国教师）没有一个人事先得到通知，告诉我们要教些什么课，所以我们带来的材料也没有用处。
记者：我听说学生们除了学校提供的材料外，看不到其他任何英文读物。是否如此？这不是会造成学生英文知识狭窄，字汇有限吗？
薇尔：确实如此。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图书馆，但是学生借书只能借一夜，实际上他们不能进书库去看看，只能递一张纸条上写要借的书的编号。
如果他们对书的内容毫无所知，那就不会有什么大收获。他们的书刊在逐渐老化、过时。（佩：唉！就是这样）。你要知道，在许多中国图书馆可能有很多极有价值的书，只是藏在角落里，日益积上灰尘。
佩雷梯里：我所在的那个大学也是如此。幸运的是几周前一些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旅游者给我带来四箱书。
这样就在我的办公室内建立了一个小图书馆，学生们借去了一些近期杂志和图书。
薇尔：哦，我也有些。
记者：是否有中国学生可以去的英文书店。
薇尔：城里有外文书店，学生可以在那儿买到某些英文书刊（佩：有限，很有限）。
佩雷梯里：我喜欢电影。看电影是学外语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薇尔：很不幸，对看电影有一些新的规定：预先审查。
先由学校领导、系领导、外国专家看，然后写报告送给教育部，等待答复。对于什么人能看这一类事规定得相当严格。
记者：日本（学外语的）学生有些胆怯，在课堂上不太爱开口。中国学生有什么特点呢？
佩雷梯里：他们同外界隔绝三十年了，主要由于“文化革命”使他们对外界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几乎什么都想了解。
他们学习很努力，学得很好，我很满意。
薇尔：在西方教师们经常碰到的问题——纪律问题，在这里不存在……
佩雷梯里：不存在学习纪律一类问题。
薇尔：你有时可能偶而上课迟到……
佩雷梯里：他们对人尊重、友爱，他们坐在那里等待你。
薇尔：他们等在那里，那样的安静。你听不到课堂内有一点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