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合作所：反革命在行动（二）

还有一个因素巩固了美国海军和国民党的联盟。驻在中国的美国海军领导人接受和支持非革命的民族主义的正统性。中美合作所领导人米尔顿·迈尔斯海军准将同陈纳德、麦克休、赫尔利等一样，支持国民党的信条和纲领，认为国民党是亚洲民族主义的唯一合法表现。在他们看来，只有国民党才是既能与传统的帝国主义，又能与暴力社会革命的新威胁相抗衡的力量。这种政治设想所认可的基本前提是：蒋介石必须统治中国以确保对美国持友好态度，防止中国或苏联共产党的扩张。中美合作所的直接介入中国、它甘愿充当中国各项秘密军事计划的导线以及它致力于破坏中国的革命运动，这一切使它在中美关系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程度与它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一九四一年夏，在几位美国海军军官同中国驻华盛顿的助理武官进行了一系列讨论之后，美国海军部首先考虑了派一个特别代表团到中国去。这个代表团是派去同当时正由马格鲁德将军组织的陆军代表团协作的。陆军部的反对使这项计划告吹，但是中国驻华盛顿助理武官的怂恿以及海军从驻重庆武官那里收到的生动报告，使海军还是感兴趣。
珍珠港事件后，拟议派出的代表团立即又复活了。原发起人威利斯·李海军少将说服了海军上将金支持这项计划。他们挑选了米尔顿·迈尔斯海军少校（后升为准将）来领导这个代表团，迈尔斯曾在美国海军的长江巡逻队和太平洋舰队服役。迈尔斯的头衔是美国海军观察员，名义上归美国驻重庆使馆领导，给他的命令是收集情报和“骚扰”日本人。
迈尔斯动身前往中国之前，在海军部建立了一个以梅茨尔上校为首的支援班子。他还同中国助理武官进行了广泛的商讨，谋求中国人向这项所谓的“友谊工程”提供协助的保证。中国助理武官告诉迈尔斯，蒋介石不仅赞成这个代表团，还指定他的亲信戴笠将军亲自与迈尔斯合作。中国助理武官之所以知道蒋介石的意图，是因为他事实上是戴笠派驻在美国的首席代理人。
迈尔斯为了同戴笠举行会谈而收集的情报资料中，记载了戴笠在国民党内升迁的经历。戴笠利用他的类似盖世太保的组织即蓝衣社，成了蒋介石的重要支持者。他的打手们从事政治暗杀、走私、反共恐怖行动和铲除反对蒋介石统治的人。自从一九三七年起，戴笠控制了令人生畏的调查统计局（军统），该局的成千上万特务以恐怖手段对付所有可能反对国民党的人。戴笠还在国外保持一个特务网，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馆和一名中国主教于斌在美国活动。
迈尔斯了解了戴笠的经历后非但没有产生反感，相反地却被围绕戴笠的种种恐怖手段和阴谋诡计所大大吸引住了。迈尔斯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会见戴笠，他把戴笠看成是一个正直和谨慎的人，是一个“未经正当批准决不枪杀任何人”的人。戴笠也急切希望同迈尔斯和美国海军合作，倘若他能收到物资支持以及得到让中国人对任何拟议的行动保持控制权的许诺的话。戴笠带了迈尔斯到日占区进行了一次广泛的视察给迈尔斯留下深刻印象之后，就建议由美国海军提供援助训练五万中国游击队。美国海军接受了这些建议，从而使自己投身于中国内部冲突的角逐场和美国的军种之间的竞争中。
制订任何广泛的援助计划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是要确保美国海军的物资能进入中国。迈尔斯的代表团虽然不受陆军的控制，也不受租借法案的约束，但是为了使物资能飞越“驼峰”——（即喜马拉雅山——本刊注）的供应线，迈尔斯还是需要史迪威的合作。对海军的这一约束直到一九四三年才解除。尽管史迪威对于搞秘密行动的建议立即感到深为厌恶，但是他却没有权可以管迈尔斯，他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暂时推迟援助物资的运送并向马歇尔将军提出意见。史迪威在后来向陆军部送去的一份报告中，精辟地分析了迈尔斯的安排的全部意义，认为迈尔斯的安排的目的是要绕过战区司令以及用美国的武器和训练来扩大戴笠的“盖世太保”。由于史迪威的消极反应而感到担心以及热切地想削弱史迪威的权力的迈尔斯和麦克休，与蒋介石和陈纳德合流进行了好几项活动，想让美国政府把史迪威召回国。海军军官们认为，一旦把这位陆军将领调走（而且很有希望由陈纳德接替），他们就可以放手行动，同国民党建立亲密的关系。尽管这些初步的活动失败了，但迈尔斯还是保住了他在中国的独立地位，并且不断扩大这种地位。（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