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老师的故事

【美国《读者文摘》７月号文章】题：高斌太太名誉攸关的事（作者马塞尔·科恩）
“该生６年级入学试不及格。也不够资格入读５年级。要跟上４年级恐怕也有困难。”姑母念这些字句时，心情也和我一样极为沮丧。她颓然倒在一张椅子上，高举双臂喃喃自语说：“我的天！我的天！”
当时是１９４９年，我１２岁。大多数学生１１岁便进入６年级。
不错，我有一些藉口。大战期间，没有人把我送到学校念书，双亲相继去世后，我先后让好几个家庭收容过，后来才被在巴黎巴提尧教堂附近经营一家小帽店的姑母收养。从１９４６年开始上学起，我一再被一家小学推到另一家小学，安插在和我的年龄相称而不是和我的智能相称的年级里。现在，我们已被迫面对事实：知识的水龙头是不能像奇迹一样一扭就开的。
就在姑母心情沉重地回去缝制她的帽子时，有个顾客走进店来。这位个子娇小、背部微弯、眼睛浅蓝色的女人穿了一身朴实的灰色套装，只有钮孔里的一根紫红色丝带给这套衣服带来少许生气。她进来是想试一试她在橱窗里看到的一顶雅致软帽。
我们认得这个女人，因为她就住在帽店上面的公寓大厦里，不过关于她的身世，我们只知道她多年前丧偶，而且刚刚退休。既然是邻居，所以姑母觉得不妨给她看我那张丢人的成绩报告单。“叫这孩子明天上午来看我，”那女人建议说，“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想点办法。”
我们看她的名片时，不禁目瞪口呆：“爱丽丝·高斌——前师范学校校长、现任名誉校长、多项学术奖得主。”
到了约定时间，高斌太太叫我在她饭厅桌子旁边坐下，迅速地对我的知识查核了一番。她的判断并不令人鼓舞。“每星期几小时的私人补习不会有什么作用”，她对姑母说，“必须让我一天２４小时把这孩子留在身边。这样，他明年就一定可以进六年级。”当天晚上，我搬进了我在高斌太太家里的房间。
高斌太太一个人住在一所有４个房间的公寓住宅里，里面到处都是书籍。在我那小房间的卧床上面，就有个书架藏着法国小说家兼散文家安纳托·法朗士的全集。比起我姑母那个工场来，我的新房间简直是皇宫。
高斌太太立刻就准许我用她客厅里那两个大书橱里的书，还把她的一些画册拿给我看。她已决定把我当作成年人看待，不但如此，还是当作一个有教养的成年人看待。这是她教学的基本原则。因此，她向我叙述她在布鲁治学校埃及艺术课程或法兰德斯原始画家课程中所学到的一切。
在学业方面，高斌太太坚持我要有个削铅笔刀和一本字典经常摆在伸手可及的地方。“你削铅笔时，”她说，“同时也在磨砺你的智力。”字典不可缺少，那是我敲开前途之门的“芝麻，开门”口诀。“如果你每天学会两个新字”，她解释，“一年之内你的字汇就会增加一倍以上。”
高斌太太认为克服我的深重挫败感和增长我的知识同样迫切，因此根据这个理论，她在深信我能够解决某种问题之前，绝不让我去碰那种问题。她的方法是：一面让我看着她解决一个类似的问题，一面明确地解释她所做的事情和为什么那样做。她会重复解答两列火车相遇的同一问题六、七遍，从不显露丝毫不耐烦的神色。等到我的眼睛终于闪出一点领悟的光芒时，她就对我说：“现在你来解答一个问题。”每次我解答成功，她总是以同样的方式称赞我：“我早知道你第一次尝试就可以做得到。”那是我所听到过的最可爱的谎话。
教了４０年书的高斌太太熟悉所有的标准初级读本，认为它们的内容对我这个年龄过于肤浅。因此，“我要高声朗诵当天的报纸。她靠着枕头斜躺在床上，我则坐在她床脚边的一张小板凳上，吃力地读出有关马歇尔计划亿万美元拨款、奥里欧总统在爱丽舍宫举行酒会和国家重建进展等的新闻。
我们每天很早起床。在我出门上学前，我们照例花一段很短的时间研习算术和实用文法。她满怀喜悦地教了我一整套帮助记忆的方法：例如，“我觉察到‘觉察’（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这个字的拼法有两个Ｐ字。”吃中饭时，我们继续这种练习，到了晚上，我们则先处理我的家庭作业，然后开始念报纸。
在星期四休息半天时，以及在星期天、假日和短暂假期中，我们也保持同样的常规，只不过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通常到了中午就停工。别以为由于我的朋友在附近巴提尧广场玩耍，我就可能觉得这样一个时间表严格到令人苦恼。其实一点也不。高斌太太谈论艺术、艺术家生平、赞助艺术家的国王与王子等范围广阔的题外话，以及我可以自由利用她书架上的书的特权，正在实现了第二个奇迹：使我养成对书本的爱好。虽然我在星期四下午高兴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我常常还是宁愿牺牲跟朋友玩耍而去看书。
高斌太太自己所定的目标，是我的中学入学试。她毫不理会我目前的学校分数，也不理会我目前老师对我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学校分数有时会令人难堪的原因。虽然我在班上的名次仍旧接近榜尾，但有时候我也会得个乙下，甚至得个乙等，以致老师都向我道贺。接着，２天之后，我却会在某科考试中得个零分。这时，困惑不解的老师只能在我的成绩报告单上作这样的批注：“该生表现完全不稳定。”“不稳定不就是动的特征吗，马塞尔？”高斌太太会提出这样的见解。我会冒险地答声“是”，跟着她便哈哈大笑，然后我们再继续削我们的铅笔。
入学考试之前几天，我开始紧张起来。高斌太太并不表露她的心情。考试前夕，我们照常工作。她唯一的建议只是我看算术试题时不要太匆忙。
我考完试出来时，因为对自己毫无把握，所以把我的演算草稿丢进了阴沟，以免高斌太太看了忍不住查问我。
放榜的那天上午，同样的谨慎态度告诉我不要急着去看榜。这点我做得很好，因此就在我刚出门时，碰到了一个已经看过榜回家的朋友。“我及格了，你也及格了！我看到了你的名字！”他高声喊道。我立刻拔足就跑。他看错了吗？没有。我的名字的确在榜上！
那天我们一齐分享了她头一天偷偷订好我最喜欢吃的蛋糕，接着她还亲了我一下。她是在那一刻真正开始退休的。由于她的帮助，我的学业从此进入了常轨。自然，高斌太太拒绝考虑接受我们以金钱报答她的帮助。她“名誉攸关的事”一向都不是用来牟利的。
对我姑母和我来说，我们的名誉攸关之事则是要确保高斌太太每次出门时都戴一顶全街坊邻里中最漂亮的帽子，直至她一九六三年逝世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