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合作所：反革命在行动（一）

【本刊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历史系迈克尔·沙勒所著《美国东进中国一九三八——一九四五》一书，评述了美国一九三八——一九四五年期间对华政策的演变，书中第十一章的标题为《中美合作所：反革命在行动》，本刊今日起开始连载。为便于阅读，特将第十章的结尾部分摘要并入该章。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罗斯福总统逝世，修改美国对华政策的即使是微小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他的逝世使中共失去一位曾经可以求得谅解（但并不明显）的美国领导人。当时，苏美关系由于东欧和德国问题的争执而迅速恶化，加上人们对杜鲁门又不大了解，不祥地预示了美国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杜鲁门在外交方面毫无经验，本能地对苏联抱着猜疑，证明很容易被顾问们——如驻苏大使哈里曼、海军上将莱希、贝尔纳斯、格鲁和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的反共意见所左右。罗斯福是有选择地征求这些顾问的意见，而杜鲁门则似乎完全依赖他们。
五月间哈里曼回到华盛顿，他提醒杜鲁门和其他人说，他深信在苏联指挥下的国际共产主义已开始侵略性进军。他预言，要不了一年，至少半个欧洲，也可能整个欧洲将“共产化”。如果美国犯了支持“中国的共产党军队反对蒋介石的错误，我们最终将面临两亿或三亿人在得到克里姆林宫的命令后进军的事实”。
助理国务卿格鲁和哈里曼对出现一个从东德起延伸到中国的巨大的欧亚共产党力量集团的前景感到不寒而栗。格鲁竭力要求杜鲁门和陆军部制订一项战略，想办法迅速同日本人和平解决，旨在限制苏联在亚洲的扩张。
美国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日益恶化的种种明显迹象，以及与此密切有关的对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图谋的猜疑，构成了一九四五年夏季时新的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要特征。但是，即使是这个情况，也只反映了美国种种活动的一部分。事实上，另一个驻在中国的美国组织执行一项远远比赫尔利和魏德迈所支持的更富于挑衅性的政策已有三年了。自从一九四二年起，幽灵似的“驻华海军观察组”实际上就已经援助国民党为内战作准备，秘密训练着二支反共游击队。随着日本战败的日子渐渐临近，这些活动有了新的重要意义。
看来也许是矛盾，赫尔利、魏德迈和他们在华盛顿的上司，都不希望中国过早出现内战的前景。在日本尚未战败的情况下，如果重新出现大规模的内战，只能增加结束太平洋战争的困难，使得在满洲方面更少不了苏联的支援。蒋介石的许多支持者确实不大相信这位委员长有能力用战争消灭共产党人，因此他们主张用政治解决办法，置中共于联合政府之下。如果爆发内战，而且国民党显得顶不住的话，那么这种局面可能很容易地成为吸引苏联干涉的磁石。正如罗斯福一九四四年五月对副总统华莱士所说，除非蒋介石“把共产党的问题解决”，否则华盛顿也许无法“挡住俄国人”。罗斯福和杜鲁门希望中国尽可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打完这场战争，同时增强国民党的力量，并要苏联作出不援助延安的保证。他们希望，国际上对国民党的支持可能说服中共接受国民党的权威，防止中国发生革命和内战。
罗斯福和杜鲁门的这种设想没有考虑到蒋介石一门心思要在军事上取得优势的欲望，也没有考虑到共产党人不顾国内外反对要保持革命的决心。此外，美国领导人也未能理解，驻在中国的美国人的实际表现完全不同于美国正式的政策，不理解这些美国人在多大程度上诱导了国民党追求军事解决并且同共产党对立。尽管重新爆发内战在一九四五年大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美国的某些活动也确实促成了提前发生对抗。
自从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美国海军代表团就开始向国民党秘密警察提供搞反革命活动必不可少的器材和技术。“驻华海军观察组”（即后来的中美合作所）是作为一个对国民党提供援助、训练和政治支持的小组于一九四二年开始活动的。它在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首脑戴笠将军的领导下活动，实际上是国民党的一个分支机构，它不同于其他所有驻在中国的美国人，它享有单独的补给来源，另有指挥系统。这个观察组的活动，把中国大大地推上了内战的道路，使美国直接参与了中国的内部斗争。
这个美国海军观察组与大多数驻在中国的美国人（但陈纳德、艾尔索普和麦克休是非常显著的例外）和官方的政策宣言所主张的政治上节制形成鲜明对照，它支持国民党中最反动最反共的派系。此外，这个观察组虽然从事比较低级的活动，但是却拥有在中国境内发起政治和军事行动的独特机会。“驻华海军观察组”之所以受到美国海军部的坚定支持，不仅是因为它的政治纲领，而且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使海军可以在陆军控制下的中国战区发挥影响的机会。美国海军军官希望在战后的中国树立影响，从而在战后的华盛顿成为取得地位、提出预算和制订政策的讨价还价资本。
造成国民党支持美国海军的因素，同中国的政治斗争比较直接有关。“驻华海军观察组”可以向国民党提供特殊的帮助。它同意向秘密警察提供武器、训练勘乱部队以及在蒋介石同史迪威的斗争中支持蒋。因此，这个海军观察组为国民党最迫切的需要而效劳，并且同陈纳德一样深受国民党的赞赏。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