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成了对付通货膨胀的武器

【阿根廷《索莫斯》周刊八○年十一月七日文章】题：世界上最贵的画副题：一九八○年，艺术品成了对付通货膨胀的武器：一幅画卖了六百四十万美元
精神病医生保尔·加切特博士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点燃烟斗，开始读报纸：他在养老院里过了劳累的一天。突然一条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消息提到他的一个病人，已经自杀的画家维森特·范戈。这个独身老人还没读完报就跑向鸡窝。他把一群鸡轰走，取回一张范戈在住院期间赠给他的、被他用来堵鸡窝的画。怎能想象，这个疯子居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名画家？
这个故事是绝对真实的。虽然这是这位现代美术奠基人之一的不幸一生的一部分，但是却显示了艺术品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侧面：商业价值。在这方面，专家们认为一九八○年是一个特殊的年头。谁卖艺术品？西方有两家公司名列前茅：索塞拜公司（一七四四年创建）和克里斯蒂公司（一七六六年创造）。这两家美术陈列馆（实际上是从事美术作品买卖的地道的股份公司）在几乎全世界都有分号，在五年前，曾分别卖了一亿八千八百万美元和八千八百万美元。一九八○年分别达到了五亿七千三百万和三亿六千二百万美元。这是它们创建以来的最高纪录。
谁买画呢？在整个二十世纪（甚至以前），常见的主顾是大博物馆，著名收藏家，以及匿名的购买者。从形式上看，他们是些机构，付给艺术品市场的钱也是秘而不宣的。一九八○年，这种局面变了，因为，虽然纽约和伦敦仍然是购买者的麦加，但购买者的名字和面孔却是出人意外的。一个例子：五月二十九日，在纽约的索塞拜公司卖出美术史上最贵的一幅画：《朱丽叶和她的护士》，十九世纪英国美术大师威廉·透纳的作品。阿根廷女企业家阿马利亚·福塔巴特以六百四十万美元购去。
但是必须承认，尽管新购买者涌入市场（如波斯湾的埃米尔、价值十五亿美元收藏品的主人，阿德南·卡索吉和阿克拉姆·乌杰森），市场仍然忠于它的传统：得到大价钱的画家是美术大师们。一九八○年，美术史上不可忽视的两幅最优秀的画卖了惊人的价钱，它们是：鲁本斯的《桑松和达利娅》（五百四十万美元），迪埃里克·保茨的《复活》（三百七十四万美元）。
一九八○年，为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画市场出了前所未闻的价格。一九五八年被亨利·福特第二以三十七万二千美元买去的维森特·范戈（荷兰画家）画的《诗人的花园》以五百二十万美元的创纪录的价格卖了出去。一九六○年以十万五千美元出售的土鲁斯·劳特累克（法国画家）画的《坐在花园里的女人》被人以八十万美元买走。阿玛利娅·福塔巴特花一百八十万美元买下了保尔·高更（法国画家）画的《塔希提亚岛的妇女》，使市场又吃了一惊。前面提到她买透纳的画时付了六百四十万美元，而那幅画在一八八三年出卖的价格是四万二千美元。
为什么付这样的价格呢？收藏家们的回答是不变的：因为通货膨胀。和其他支付手段相反，艺术品的价值目前不仅没有发生危机，而且完全相反。
正是这个原因（不是唯一的，但是比较重要的），一九八○年被国际商人看作是真正惊人的储蓄年。同时，成批制作的图画的价格也惊人地上涨了。毕加索的《格拉纳什以前的女人像》的复制品（五十幅），一九五八年卖每幅五万二千美元，而一九八○年卖八万五千美元。一九八○年的明星是印象派画家爱德华·蒙克画的《夫人》，这幅画的复制品卖了十一万九千美元。另一个惊人之处是拉丁美洲画家的画价格上涨。五年前，殖民地时代秘鲁的一幅画值五百到二千美元。今年的价格为三万美元。
第三个惊人之处（对八十年代绘画市场影响较大）是，美国的画（在价格方面）上升到名画的地位。
石油富翁拉马尔·亨特为他的国家的画打出了所有的牌：为美国画家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一八六一年画的《冰山》付了二百五十万美元，在这以前，这幅画的最高价格是七十五万美元。
这是美术的新历史：不是伦勃朗或毕加索创造的，而是亨特或卡索吉创造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