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时代的转型期“内阁”

【台湾《联合报》７月２１日社论】题：李登辉时代的转型期内阁
执政党十三届中常会昨天通过了海内外瞩目的内阁改组人选。
一般说来，通过的内阁改组人选，虽不能说很使海内外人士失望，却也是很出乎大家的预料；可能很多人为之感到困惑。我们要指述的是，这是李登辉时代的转型期内阁，也就充满了这个转型期内阁的特色与形象。所谓“李登辉时代”，包含如下的三大意义或要求：
第一是强人权威领导时代的结束，必须建立新的领袖伦理与领导中心。
第二是从人的方面说，必须树立领导的新风格与权力；从形势方面说，必须因应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冲击与挑战。
第三是权力的转移与分配必须从传统走向时代，从大陆的继往承先走向本土化的开来启后。
但是，这样的“时代”转化，在权力组合，人才阵容，政治利害乃至于思想观念背景各种因素的互动与激荡下，不可能立即形成一个高度独特性的“李登辉时代”；于是，一个转型期的过程是不可超越的，而且事实上有必要的。
这个转型期的内阁，有一些可重视的结构性演变。
首先，是维持了“俞内阁”的结构，却变更了它的形态。改组后的行政院，可以说是以俞内阁为“李登辉时代”奠基，一方面为了塑造“李登辉时代”的安定秩序与稳固基础，一方面也是防范权力转移的“变数”与失序。
其次，这个内阁的结构表现了高度的本土化。它与中常委的本土化，形成了“李登辉时代”的一个很凸显的特色。
这个内阁可看出“李登辉时代”的突破，以及这种转型期内阁的过渡性质。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李登辉时代”的初阶段形态，这次的内阁是为了另一阶段的形成作准备及提供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