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信报》文章《中国经济应走的路向》

【香港《信报》三月三日刊登林行止的文章】题：中国经济应走的路向
一九七八年年底中国开始推行四个现代化时，我们撰写评论和译介外国经济学家的论文，目的无非希望中国能够避免一般后进国家现代化时所走的冤枉路、所花的冤枉钱。可惜的是，我们看见中国一步一步地踏进许多后进国家失败的覆辙，经过了二年徒劳无功的盲目投资后，中国终于当机立断地宣布调整经济，虽然这样做对她的国际商业信用大大有损，但总胜于硬着头皮苦撑下去！
像中国这种人口众多而又比较穷困的大国家，经济发展之首务是让所有劳动人口都有充分的工作机会，工作不但可以彻底消除贫困，更重要的是充分利用这些生产力来创造财富。对于穷人来说，获得合理酬劳的工作最为重要；对于国家而言，提供工作机会胜于发救济金。
迄今为止，中国仍是资金短缺但劳动力过剩，这种经济结构型态绝不适宜发展先进国家式的现代化大企业，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１）整厂输入需要大量外汇，这是中国所无法负担的；（２·）解决不了失业问题；（３）缺乏操纵和管理现代化大企业的人才；（４）能源供应、运输系统以至企管人才都无法作出相应的配合。结果不问可知，宝钢宣布停工就是最佳答案。
舒默克所提倡的中间性技术，正是后进国现代化的良方。舒默克认为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在城乡设立千千万万适合当地消费需求的小工场，小工场的建立应以省钱和运用已能掌握的技术和机器为主……等到赚钱了，才考虑引进较先进科技，而这些科技由国家统筹供应。在这个层面上，国家可在各个工业基础较佳的城市开办科技研究所及技术训练班，不妨聘请大量外国专家来传授各种适合国内需要的科技和企业管理，然后再慢慢推展到全国。舒默克曾举例说，后进国的工业是一镑技术，先进国的则是千镑技术，如果一下子欲将一镑技术升级为千镑技术，后进国可能会因虚不受补而弄得一团糟。
舒默克这些推论，正发生在今天中国身上。
或许有人会问，提倡中间性技术，岂非有迫使后进国永远落后之嫌。事实上绝非如此，因为科技成就在于正确知识的积累，而中间性技术正有这种功能，作为工业起飞的基石，我们绝不能以“次级的和非尖端的”而排斥这种能配合实际需要和能提供大量工作的生产方式。吃过了好高鹜远的大苦头之后，我们希望中国能将经济目标调整到一个比较可行和实事求是的水平，一切都须循序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