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法国妇女的费城遭遇

【法国《世界报》９月２２日报道】题：发生在费城的一条新闻
（记者洛朗·凯罗尔）
在美国，不光有克林顿的绯闻事件，每天报纸的社会新闻栏里刊
登的消息都可悲地表明，美国的人权状况已严重恶化，可美国硬要说
自己是最尊重人权的国家。
我要讲的是今年夏天发生在费城的一件事情。当时一架从巴黎来
的美国航空公司０２７航班的飞机到达这里。一个法国家庭、也就是
我家的四口人：丈夫、妻子和两个孩子像往常一样来美国度假。我们
乘坐的是经济舱，在费城转机。
我妻子克里斯蒂亚娜—安娜贝勒的腿上打着石膏。两天来，她要
靠拐杖才能行走。在下飞机的时候，由于肩上背着一个很重的文件袋
，安娜贝勒手中的拐杖没有撑住，她滑了一下，险些倒在空姐身上。
这位空姐当即歇斯底里大发作，以为自己受到了袭击（但实际上我妻
子甚至都没有碰到她），大喊：“警察，救命！”。来了不少警察，
把我妻子团团围住，她立刻就处于一种被拘捕的状态。一桩卡夫卡式
的荒唐事就这样开始了。
在此之前，这位空姐已见过安娜贝勒。在数小时的飞行之后，我
妻子希望能有几分钟的时间活动活动她那感觉有点疼痛的腿脚。她发
现公务舱里有一个空位子，于是就坐下来。由于身边没有乘务员，她
要求临座的人允许她在这里呆几分钟。只有几秒钟的功夫，这位空姐
出现了，她粗暴地把安娜贝勒从不属于她的位子上拽起来，大概她没
有注意到安娜贝勒的腿上打着石膏。一下子，我妻子紧紧抓住她，空
姐手里拿着的桔汁杯脱手了，杯子被甩到一位可怜的乘客身上。从空
姐的工作角度讲，这可是个职业错误！于是，两个妇女间的争吵开始
了。
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他们不听我的申辩。安娜贝勒将要在孩子
们在场的情况下被捕，并被送往费城监狱。这个故事很快被他们剪接
好了：此事是发生在飞机上的，但我亲眼看到，联邦调查局却与当地
警察和空姐一起说这事发生在通往机场的过道上，并据此认为，这事
应该由当地警察处理。他们还找到了一名“证人”──公务舱的一名
乘客，但他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下飞机了，他证实的是相反的情况。
在被拘留的５２个小时里，安娜贝勒在大部分时间里戴着手铐，
因为她戴着一个手镯，由此引出了她的主要罪状：“袭击他人”。她
就睡在地上，与几个妓女、吸毒者和小偷关在一起（这些人是安娜贝
勒遇到的最有人情味的人）。费城监狱的情况使人觉得更像是在一趟
午夜快车上，而不是在一个发达国家里：肮脏、拥挤、暴力事件不断
，旁边男监里的犯人们总在大喊大叫。女监那边得不到食物，与外界
隔绝。
作为维也纳公约的签字国，美国无视这项公约的规定，在２４小
时时间里不让安娜贝勒与法国领事见面，而这种会见都是安排在监狱
进行的。身高１.８５米的美国女警察犹如高大的看门狗，她们粗暴
地对待安娜贝勒，并经常嘲笑她。有一次，我妻子去警察办公室想问
一下她什么时候可以会见法官，监狱看守们很不耐烦，她们把我妻子
拖到楼道里，在墙上撞来撞去，最后把她扔进牢房，用脚狠狠地踢了
她一通（美国的医院将出具证明，证明她身上有多处青肿）。我们遭
到了这种野蛮的对待和侮辱，却无处申冤。
警察照例会说他们遭到了安娜贝勒的袭击，真是可悲！法官也不
想一想，一位个子矮小、腿上打着石膏、行动不便的妇女怎么能在监
狱里袭击肥胖的警察！
我们为这场冒险付出的代价还没有结束：我们在费城又花了一笔
律师费、诉讼费和旅费。从心理上说，这件事情对我妻子的打击始终
是很严重的，她希望我提笔写写这件事。通过我的努力，法国有关当
局知道了此事，他们听了我的讲述，决定采取有效行动，把安娜贝勒
从监狱里救出来。在这三天里，我们应该感谢法国驻华盛顿和费城领
事馆提供的帮助。
  ?  说到这事件的本质及践踏人权的问题，法国官员的意见是忘掉这
件事情，特别是什么话都不要对媒体说。因为这会影响法美关系，影
响对今后一些问题的处理。

但我的看法完全相反。２５年来，我一直在美国大学教书。我妻
子是一位电视制片人，她刚刚与２６位美国知识分子合作，完成了一
部名为《民主制度》的电视片的制作。我们喜欢美国，但我们不想保
持沉默。冒着最终使我们不能再回到美国工作的威胁，我们想要大声
疾呼：这个国家的情况不妙，应该使它恢复理智。

鉴于其少数民族的情况，美国害怕暴力，害怕其赖以生存的社会
政治平衡被打破，从而使中产阶级的地位受到动摇。费城就是一个例
子：这里历来是白人聚居的中心城市，清洁、安全，是让旅游者看的
一个窗口；而它的郊区呢，面积很大，市长对这个地区难以控制。这
位市长试图与警察工会谈判从本市以外的地方招聘警察的问题，因为
当地警察已经没有了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