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纽约时报》文章《易卜生如何培育出了现代戏剧》

【《纽约时报》十二月十四日文章】题：易卜生如何培育出了现代戏剧
批评家兼易卜生研究家本特利说：“自易卜生的剧本问世以来，世界上出现的每件作品，如果不是把他作为范本，就是导向另一极端。每个人，只要他从事现代戏剧创作，他就一定得同这位巨人般的戏剧之父打交道——或则爱他，或则恨他，但从来不会无视他。”确实，易卜生在肖伯纳、斯特林堡、奥尼尔这些伟大的戏剧家身上留下了他的印记，并且通过他们之手，这位挪威戏剧家的遗产一直存留至今，影响了本世纪成长起来的每一个戏剧家。
虽然，易卜生以《玩偶之家》和《社会支柱》这些描写中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剧本闻名于世，他的整个戏剧生涯实际上夸越了三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后世产生影响。他早期那些很富诗意的史诗剧，预示了先锋派戏剧运动的到来；例如艾尔弗莱德·贾里，这位后来对超现实主义者产生如此影响的人，一八九五年曾在巴黎排练上演过易卜生的《培尔·金特》，并因此为他创作《乌布·罗伊》提供了大量的经验。还有，易卜生最后一个时期那些越来越带隐喻性质的作品，则预告了一种全新戏剧的产生。在这类戏剧中，现实主义被摒弃，代之而来的是更富象征色彩的戏剧。
按某些批评家的说法，就连契诃夫也从他那儿得益非浅。
托尔斯泰在谈到契诃夫的剧本《海鸥》时说：“这个剧本读起来就好象是易卜生写的。”而且批评家后来总是指出，契诃夫在那个剧本中所采用的通贯全剧的象征，几乎同易卜生在《野鸭》中采用的象征如出一辙。
不过按易卜生的传记作家梅耶的说法，“直接受他影响的是肖伯纳。”正是肖伯纳那篇著名的论文《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使得这位最受人们欢迎，经受时间考验的戏剧家的形象青史长留。他所描绘的这位“社会先驱”、现实主义大师的戏剧家肖像，转而又影响了那些风格全异的剧作家：诸如格兰维尔—巴克和高尔斯华绥；奥斯本、韦斯克和英国其他愤怒的年青一代；还有美国的密勒、赫尔曼和奥德茨。至于阿尔比的看法，即戏剧不应只是娱乐观众，还得批评社会，同上述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这不是一幅完整无缺的肖像画。正象阿切尔只是根据易卜生的一些上乘剧本，就把他赞为新的戏剧艺术创新者，而忽视了他另一些更有意思的结构革新那样，肖伯纳的论文也只是想把一个戏剧家杂芜矛盾的经历，塞进一个贴了思想剧标签的干净整洁的包裹中去。实际上，肖伯纳在颂扬易卜生的时候，是在按他的意象重塑易卜生的形象。
肖伯纳，这位当时在小说创作上失败的人，毕竟是在《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一文发表之后，才把注意力转到戏剧上来的。他的早期作品，例如《康蒂坦》，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承袭了易卜生的一套。而标志肖伯纳开始坚持不懈地反对婚姻制度的《女性追求者》一剧，其中刻划的人物性格实际上也属于所谓“易卜生俱乐部”中的一些人物性格。
斯特林堡是易卜生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一位对手。
实际上，斯特林堡开始创作时是一个易卜生的崇拜者。已故的克勒曼在他最后一本书中写道：“斯特林堡写的《父亲》一剧和其他现实主义剧本中采用的技巧，都是从易卜生那儿学来的。
但是，历时日久，斯特林堡的敌对情绪就愈演愈烈，以至最后竟指控易卜生偷了他的思想。斯特林堡之所以有这种对立情绪，是因为他日益担忧易卜生对他作品的影响。
斯特林堡比易卜生年轻十二岁，当他开始创作的时候，易卜生这位老前辈已被欧洲称为戏剧大师，因此他不得不打出自己的旗帜，以示与自己的良师有别。
斯特林堡的崇拜者中最有名的是奥尼尔。他把斯特林堡称为“我终生的灵感所在”。
不过，这并不是通过斯特林堡，易卜生才对奥尼尔产生影响的。这个年轻的作家还在高中的时候，就已读了《易卜生主义的精华》，而他早期的剧本《苦役》则处处可以看到肖伯纳和易卜生的影响。一位评论家就把该剧说成是，娜拉砰地一声关上大门出走之后发生的事情。”
易卜生留给奥尼尔，还有密勒、阿尔比和其他一些戏剧家的永久性的遗产是家庭题材和遗传罪恶。
曾经翻译过大部分易卜生剧本的菲尔德说，易卜生是“第一个懂得达尔文主义精神含意的戏剧家”，从这点来说，“奥尼尔最伟大的剧本也就是易卜生式的剧本”，这就是对家庭的探讨，并且使这种探讨越来越深入到灵魂的深处。
对于密勒改编过《人民公敌》，并且由于他的剧本具有论争的性质，人们通常只是把他同易卜生剧本中的社会倾向联系在一起。
其实他的许多剧本，从《推销员之死》到《美国时钟》，由于焦点也是集中在家庭问题上，因而也是易卜生式的剧本。
对于密勒这一代人来说（其中还包括赫尔曼、奥德茨和英奇），他们这些人之成为戏剧家，很明显是受了易卜生的影响。但是他们这些人、还有二流的戏剧家，想从易卜生那儿得到的东西，只是他的那些创新中最易理解的东西，亦即他的现实主义戏剧艺术和戏剧题材。在这过程中，易卜生的许多更为激进的倾向给冲淡了，或被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