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战》（二）

在这些国家中，要确定谁是胜者，谁是败者，也是一件难事。许多情报工作无法作出最后谁胜谁负的断语，这一特性很容易使人想到记分牌上常常出现的那种变幻不定的情况。从事间谍工作的男女工作人员往往不肯对其兄弟单位
的效果作出评价。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它们都是自成体系、独立工作的。这种保密使得一些使命得以完成，同时也使一些错误得到掩盖。
就拿被吹得天花乱坠的以色列秘密机构来说，有些错误是很不容易掩盖的。以色列对于一九七三年的埃及进攻，事先所作的错误估计和事后所表现的大吃一
惊，常被当作情报工作失败的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以色列秘密机关暗杀人员，企图刺杀一九七二年在慕尼黑创造屠杀以色列奥运会运动员的那个人。以色列人一直追到挪威，去找这个家伙，但却错杀了另外一个人。最后他们才发现，他们意料中的目标阿里·哈桑·萨拉迈，已经离他贝鲁特的家门不远了。
苏联和东方集团国家的两个主要间谍头子本应是苏联克格勃的头子安德罗波夫和东德的国外情报局局
长沃尔夫。身着整洁而举止文雅的沃尔夫，已成了间谍界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在西德安插了一些特务担任很高的职务，还在东德训练了一批放荡女子，去勾引西德政府各部门的成员。
但是由于共产党人保密工作做得好，关于沃尔夫先生或者安德罗波夫先生的可靠情报一点也得不到。
在西欧，有一位地位很高的情报官员喜欢开放式的工作方法。他便是联邦情报局（西德的国外情报局）局长金克尔。他是一个满脸雅气而精力旺盛的人，爱跟别人交谈和进行辩论。他作为一个老牌的政治家，还要花相当一部分时间向西德联邦议院里部分经过选择的议员汇报他的秘密机关的活动情况。然而就是金克尔先生也不愿意别人给他照相或者引述他的讲话。据说，在巴黎，法国反间谍组织有位负责人德马拉什上校偶尔约上一两位记者共进午餐。但是这位上校算不上一位众所周知的公众人物。
在伦敦，英国国外情报局Ｍｉ—６的首脑弗兰克斯更是不为人所晓。英国的新闻记者奉命不得发表现任或者前任情报官员的姓名、行踪或者活动。
在这些著名的特务头子中间，有些人可能指挥着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高级间谍。
要看国际间谍机构的本领有多大，有一个衡量的标准，那就是在技术方面。几位地位很高的西方官员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搜集情报方面享有胜过东方的“技术优势”。这样说的意思是，西方国家在下列方面享有优势：
——破译别国的通讯密码，同时保护它们自己的通讯密码。
——利用卫星拍照和利用子卫星记录电台和雷达发射情况。
——通过使用电脑和微型硅片，迅速复原贮存的情报。
据说，美国卫星拍摄的图像比苏联卫星拍摄的图像清晰得多。从巨鸟卫星拍摄的照片上专家们能够辨认出一个一个的人。有一个笑话说，研究这些照片的美国专家们给许多俄国的卡车司机起了绰号，因为巨鸟经常给这些人拍照。美国和盟国的监听站收听到了苏联战斗机驾驶员之间和坦克驾驶员之间的谈话。
但是，据估计，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是占最明显的领先优势的，在电脑的使用方面，据信苏联雇用了数以千计的人，专门研究美国国家安全署使用大量电脑进行工作的情况。今天，破译密码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电脑做的，一些专家认为，国家安全署已经破译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现有的国家政府的密码。八十年代的挑战难题苏联人是老练的秘密分析家，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许多破密码和保护密码的光荣事迹。据认为，苏联的重要密码，同美国的重要密码一样，都是不可破的。苏联的间谍卫星被认为是非常有效的，尽管苏联人还没有把卫星技术状况推进到美国人所掌握的那种程度。
苏联及其“小兄弟”东欧和古巴情报机构看来先进的地方是在同技术相对的间谍的使用方面。其部分原因是由于西方社会比较开放，因此更容易被这种间谍打进去。东德的间谍习惯于把西德看成象是一块瑞士奶酪。但是，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苏联人比美国人更相信间谍。由于俄国人的特务机构和搞阴谋及反阴谋的历史悠久，因此，他们看来承认间谍活动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大多数东方国家，情报工作放在非常优先的地位，情报工作人员已经成为上层人物。他们所受的训练比起他们本国正常外交机构中的许多同事所受的训练要好。科斯托夫说：“人们认为，不为情报机构工作的外交官只是半个外交官。”
然而，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至少在和平时期对间谍活动的必要性的看法是错综复杂的。新参加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人员的教育水平是很高的，但是许多美国公众仍然以一种不稳定的迷惑和疑虑的复杂心情看待这个机构。在法国和西德，特务机构很难从最好的大学招募工作人员，那些机构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军人。东方和西方的情报机构在八十年代面临着某些共同的难题。其中之一就是了解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发生的迅速变化。美国及其伙伴要懂得在波斯湾及其周围发生变化的能力可能是极为重要的。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由于对原料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双方在未来十年内的差别可能不在于我们回击对方的能力，而仅仅在于我们各自了解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事态发展的能力。”（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