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得华·卡德尔回忆录选择（六）

贝尔格莱德宣言
在此期间，斯大林去世了（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苏联出现的变化也对我们产生了影响。苏联领导建议同我党和我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提出这个建议的借口是，我们把吉拉斯开除出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局，尽管在同斯大林的冲突中他没有起多大作用。但是，我们并没有顾忌这一点。对我们来说，这个建议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非常有利的，因它加强了我们的国际地位。除此之外，我们还考虑同苏联逐步地发展经济关系，本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个实际上有助于巴尔干和平和有助于世界和平的这个建议。
苏联党政代表团来到了贝尔格莱德，代表团成员有：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谢皮洛夫和葛罗米柯。
苏联代表团承认了一九四八年的错误，实际上是很肤浅的承认，但是，毕竟是承认了。把责任推到了斯大林身上，即推到当时已经开始归咎于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上。
但是，他们也要求我们进行各种让步和作自我批评。其中要求我们承认他们对我们的某些批评，除此之外，要求我对我在奥斯陆作的演讲（南斯拉夫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民主）作某种自我批评。
我们明确地对他们讲，我们赞成在所有方面同苏联关系正常化，但是，我们对已有的任何东西都不放弃，也不向他们提出任何其他要求，只要求他们承认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结论是错误的，他们在会晤一开始就已经这样做了。此外，我们说，我们认为，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全新的基础上，以便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再重演过去发生的那种事情。我们没有退让
我参加了铁托和赫鲁晓夫在会谈结束时签署的宣言的起草工作。我党政治局对拟定宣言文本十分认真，因而这个宣言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乃至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真正宪章。我们知道，苏联代表团也有一个准备好的宣言文本。当我们修改双方拟定好的宣言草案文本时，发现相互之间的差别很大，赫鲁晓夫很快收回了他们的草案，井同意在我们的草案基础上拟定宣言的文本。我们在同苏联代表的讨论中非常坚定，毫不退让，因为我们想得到和签署一个这样的宣言，它不仅适用于我们和苏联之间的关系，而且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苏联代表团当时处于这样的处境，他们准备在许多方面让步，甚至在他们不真正想让步的地方让步。后来，苏联从来没有高兴地谈论过贝尔格莱德宣言，除非当我们在后来共同发表的各种声明中提到过这个宣言。（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