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明镜》文章：《默克莱因谈北京经济的新秩序》（下）

城市居民住的是那样稠密和拥挤，以致每个人的平均住房面积只有三点八平方米；有些地区，中国人现在仍然过着类似于他们老祖先那样的贫困生活：例如，他们靠用受到训练的鸬鹚进行原始方式的捕鱼过活。
可以肯定，中国从苏联那里接受过来的经济体制也是造成这种落后状况的决定性原因之一。因为以或多或少相类似的方式使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感到烦恼的这种经济体制必定导致管理不善。
例如，在这个体制中这样一种原则在起作用，中国人叫“吃大锅饭”。这就意味着：企业无偿地、也就是说不付利息和无需偿还地从国家得到它们购置设备和原料的全部资金。国家也接受所生产的所有商品，收取所有的利润，补偿所有的损失。
这种大锅饭的政策的结果是：因为偏偏是资本这个在贫穷的中国最短缺的因素是无偿地提供的，所以就出现了“巨大的浪费”（计划委员会首席思想家薛暮桥语）。所有企业要求为它们的原料和设备提供的资金始终比它们实际上的需要量要大。改革者现在报告说，多年来未被加以利用的原料和机器在某些企业中到处扔——其他地方则短缺资金。
因为国家作为工业产品的唯一购买者和再销售者，人们不需要的那些商品也必须买下，并把它们储存在大仓库中（这将继续耗费和浪费资金），所以对企业来说不存在什么理由，要根据需要来确定它们的生产力。几年来，在某些方面生产的太多，而在另外一些方面生产能力却一直太低。例如，目前在仓库里堆放着数万台车床；而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却很缺少。铁是那样的充裕，以致计划人员讽刺说：“中国现在处在铁器时代”；而有些钢的品种却很短缺。
国家迄今的价格政策造成的后果几乎更加恶劣：自从五十年代以来，大多数消费品和资本货物的销价一直未变。在此期间，无疑某些部类的生产成本由于技术进步降低了，而另一些部类却提高了。现在同二十五年以前相比，有些商品顾客的需要量增加了，有些商品的需要量减少了——这些事实本来必然会导致一些商品降价，一些商品涨价。
由于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而商品的价格在各个生产环节上不再同它们比较短缺的状况相适应，所以在整个经济中不存在什么合理的成本核算，从而中国的经济就缺少最重要的工具，没有它就永远也不能够达到经营管理的目的，即尽可能充分地利用短缺的资源和尽可能好地供应居民。
过去的政策使确定为北京改革者最高目标的那个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增加困难。由于错误的价格那么长时间在发挥作用以及那么长时间在核算上的错误，也就是说由于数十年来不能够根据需要来确定生产能力的发展，所以现在实行正确的价格和恰当的成本核算是很困难的。如果现在要使经济突然地适应“价值规律”，那么至少在一些部门在价格上要出现大的变化——小心谨慎的北京改革者不可能要求居民接受价格上的这种变化。
因此，他们现在试图延长这样一个适应的过程。所以他们在小规模的试验中寻求途径，以便首先使价格只是稍微有些调整，使企业在赢利和亏损的计算方面稍微正常一点。
北京的一位计划工作者说，整个改革工作的“长远目标”是，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中建立一种完全新型的秩序，是形成一种“企业完全独立自主”的状况，也就是说这些企业类似于西方资本主义企业那样只是（根据确切查明的利润和销售额）向国家交税收，此外“自己可以决定购货和销售以及投资”。这项计划另外还说，只是“在最重要的企业中我们仍然实行计划，这就是说，必须实现计划，超产的部分可以拿到市场上销售”。
但是，现在改革者说“一切还都处于试验阶段”。“整个经济的转变将需要许多时间和精力”。
比工业结构改革更加困难的是农业现代化。在九亿七千万中国人中约有八亿三千万生活在农村，多数生活在农业集体中。那里的生活水平经常要比城市低得多。因为多年来中国的整个投资只有百分之十用在农业上，所以机械化的水平很低。
极为充足的劳力和少量的辅助工具，这两者都压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根据西方的估计，在中国每一个农业劳力一年只能生产一吨粮食（在联邦共和国：差不多是十吨）。另外，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能够最好地了解什么东西能够在他们的土地上很好地生长的农民在过去对种植计划不产生任何影响，所以这也压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现在，中国的新领导试图采取一整套农业和经济政策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收入和劳动生产率，首先是增加投资和分散制订种植计划的权力。现在允许一个所谓的生产小队自己来决定种植什么————只是以谷物单位来规定向国家交售的定额。
为了迅速改善农村的状况，北京的计划者当然也想到了迅速增加农民收入的那种最简单的办法：通过提高国家的收购价格对农产品实行补贴。
新的农业政策迄今取得的成果是：在大城市的近郊，在拥有一年三收的高产土地的南方肥沃的河流三角洲地带，那里的农民显然有的已经过上几乎象是富裕的生活。
解放的劳动使贫穷的集体农民显著地改善了他们极低的生活水平。抽查的结果表明，由于采取这种措施，农民在一九七九年平均每个人实际可以得到的收入比集体支付给他们的钱几乎要多百分之七十五。
无疑，目前不管怎样，北京没有任何人在寻求极为迅速的解决办法，即奇妙的解决办法。中国现在当权阶层的成员，不是相信很快就可以创造出奇迹来的空想主义者。他们也不是那种毫无顾忌地、不顾一切地和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地追求乌托邦的意识形态专家。他们的信条听起来对人民是友好的而且是现实的。至于他们为自己规定了什么，首席计划者顾明说：“要小心、谨慎和量力而行。”
他们不同于在某些东欧国家执政的、迷糊的机关权势分子，后者把它仍各自刚刚采取的方针总是非常响亮地和肯定地宣传为迅速取得成果唯一没有问题的途径。
他们要冷静得多。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改革者之一谷牧副总理说，“不言而喻，我们将会不断遇到一些新的问题。”他补充说，但是，在中国有一句俗话，这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他们也完全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某些统治者。这些统治者——怀着自卑的变态心理——贪求从工业化的西方进口体面的、现代化的和需要大量资本的工厂。他们不会不加考虑地和不加考察地接受西方任何东西。他们把各种各样的建议和忠告记录下来，而且在内部还要进行反复的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