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明镜》文章：《默克莱因谈北京经济的新秩序》（上）

中国正在进行新的经济改革的实验。如这种改革成功，那就有可能赐与中国人一种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优越得多的经济制度。中国领导的信条听起来对人民是友好的而且是现实的
【西德《明镜》周刊十二月一日一期文章】题：中国目前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副题：本刊编辑雷娜特·默克莱因谈北京经济的新秩序
北京领导人为了进行改革，正在征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意见。这种改革假如获得成功，就有可能赐与中国人一种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优越得多的经济制度。因为毛的接班人试图在其国内慢慢地解决所有现存社会主义制度都感到烦恼、并使公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的那些内部矛盾：通过增加市场经济，减少计划经济；加强企业的自我负责制；根据供与求的相互作用逐渐重新“恰当地”确定价格。
而且，根据改革者的计划，社会主义在新中国仍然应该是占统治地位的，也就是说，生产资料原则上不应该属于个体的私人，而是属于人民或合作社。
最初描述怎样才能在经济上正确地（也就是说在不持续地浪费劳动和资本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是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意大利人恩里科·巴罗内，写于一九○八年年
巴罗内当时就得出了类似于现在中国改革者所得出的结论。巴罗内说，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用现有的手段取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果，那么它就必须承认包括在每一种合理的经济学中的——不管它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或是其他什么主义的——所有那些因素。
例如：当一种：商品比其他的商品相对来说短缺或
充裕的时候，就必须变动价格；消费品市场的自由竞争；不同质量劳动的不同报酬；关闭不赚钱的企业，也就是解雇劳动力；资本要有利息，因为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也不能无偿地分配给同样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因为否则会造成巨大浪费，并从而产生破坏繁荣的结果”（巴罗内语）。
因此，一个设计合理的社会主义，原则上必须象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发挥作用，因为逻辑和合理性（它是任何高效率经济的前提条件）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和无情的。
西方市场经济学家的论点同中国人的经验是完全相符的。例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顾明对一位西方客人说，“根据我们的经验，所有直接由国家控制的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不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您的国家都如此。”
“我们现在所寻找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无疑，转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成根据供与求的相互作用恰当地确定价格，转变成由利息操纵生产资料是很困难的——如果这么多年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在起作用的话。
因此，新的中国领导人只是想非常谨慎地和小步子地使经济体制变得灵活一些和提高效率。
领导着强有力的计划委员会的副总理姚依林对来
自西方的一位客人说，“中国目前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中国的计划者在限定的局部地区内，在几千家企业中对各种不同的自由化设想进行试验，以便通过小规模的，因此也不会冒太大风险的试验寻找一条尽可能短的道路，以摆脱社会主义正统做法和求得进步。
在试验的范围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多得到一些自主权的六千六百家企业（总共有四十万家企业）已有一点繁荣的景象。在最近十二个月中出现的一些小型自由市场，显著改善了对居民在新鲜肉类、新鲜蔬菜和新鲜水果方面的供应。
已经有数十万家小型私人企业，大多数是服务行业，它们不需要配备大型生产资料；它们能够方便、灵活和迅速地供应居民希望得到而松垮的国营企业又不能提供的那些东西。
在所谓经济特区——在东南和南部有限的地区，例如在香港以北的深圳——笼罩着一种生气勃勃的气氛。中国人不久前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在那里推行了“一项非常开放和自由化的政策”（主管投资的副总理谷牧语）。那里在建设，在经营；那里的建设气氛和希望差不多象是在当时五十年代的西德。
然而，为什么北京操纵经济的人仍然执行谨慎的，首先只是有限地进行改革的政策呢？毛遗留下来的这个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饥饿一直还是一种危险。因此，在这个国家中每一项较重大的经济政策上的失误，甚至某些正确的、但操之过急的改革至少都有可能使某些集团的生存受到威胁。
中国是一个本不该这么穷的国家，但由于它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国家一样，接受了苏联的一种管理经济的模式，这种模式完全没有可能最佳地利用经济资源。
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平之所以未达到本来有可能达到的程度，也是因为多年来肆无忌惮地通过在社会政策上进行荒唐的试验，使世界上这个最大的民族心绪不安并且陷入混乱状态。
迄今为止，中国在承受着所谓“大跃进”和“文化革命”及其后患带来的后果。毛及其追随者想通过这两场大规模试验造就共产主义的新人。在这两场试验中仅仅第一次试验就使中国倒退了许多年。
这种代价不能仅仅用所耽误的经济增长的百分比来衡量。文化革命即中国说的“那十年”，花的代价更大。因为在这段期间有些学校，尤其是许多大学都关闭了，所以整整一代人，即现在将近三十岁至将近四十岁的人当中有许多没有受过或者只是受过不完全的培训。此外，这次试验还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百分之十左右的文盲——这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前景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现在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来说明，在这两次试验之后对中国整个经济造成的结果用货币来衡量是怎样的。现在的改革者是从这样的结果起步的。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生活水平在过去数十年中的增长速度以及今天的实际状况，要比一些邻国或也是由中国人经营和工作的那个独立的省份慢得多而且也低得多。虽然饥荒不再存在，人的寿命相当高，为七十岁。但是，消费的状况在大多情况下显然是很低的——低到以致最重要的基本食品，还有布匹不得不定量供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