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李鸿章的谈判（三）

这时，我发现万诺夫斯基副将以及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都产生了官场中所特具的妒忌心情。
副将万诺夫斯基得到我的通知后，写给我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说，他尽管已奉旨作出了安排，但想了解一下我从什么时候起竟就军事问题，就陆军部的问题也向陛下禀奏起来了。因为军人仪仗队的事宜属于军事部的权限，而不归财政部管。
至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他希望的是李鸿章在敖德萨等待加冕礼，或者让他直接到莫斯科去等待加冕礼，但绝不要让他到彼得堡去，因为他完全不必在举行加冕礼之前抵达彼得堡。
这时，尽管其他欧洲国家也曾邀请李鸿章在参加加冕礼之前访欧，但他还是通过敖德萨径直来到俄国。他之所以直接到达，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愿望，派了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去迎接。此外，既然要进行谈判，那么就得在举行加冕礼之前着手，因为在加冕礼期间举行谈判就很困难了。到那时，每天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庆典。
鉴于此，我又得向皇上启奏，请他准许李鸿章径直前来彼得堡。
尽管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反对我的意见，皇上还是准许李鸿章直接来彼得堡。我就安排李鸿章乘专列快车抵达彼得堡。
皇上命我同李鸿章谈判，所以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根本没有同他进行任何谈判，而且他也无法同李鸿章去谈，因为当时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毫不了解我们对远东的政策和我们在远东的问题，况且他对此也不感兴趣。
李鸿章先到财政部大厦对我进行正式拜会，我便作了回拜，后来我同他会见了几次，就俄中关系如何安排的问题作了政治性的谈话。
从第一次谈判开始就有人对我说，同中国官员谈判首先就是不要着急，因为一着急他们就会认为是风度不好，什么事都要干得从容不迫，一切都要遵从各种中国礼仪。
所以，当李鸿章来我的客厅时，我就身穿文官礼服出去迎接。我们行了大礼，深深地相互鞠躬，接着我引他进入第二间会客厅，下令献茶，我同李鸿章坐了下来，他的所有随从以及我方官员全都站着，我问李鸿章吸不吸烟？这时李鸿章发出了一声牡马嘶叫似的声音，立即有两名中国人从邻室里快步出来，一人端着水烟袋，另一人拿着烟丝，然后就是吸烟的仪式：李鸿章端坐不动，只是用嘴吸烟喷烟，而点烟袋，拿烟袋，往他嘴里送烟嘴，抽烟嘴，这些完全由旁边的中国人十分虔敬地来做。
显然，李鸿章想通过这样的礼仪对我产生强烈的印象。对此，我当然表现得十分沉着，并且做出对这一切处之泰然的样子。
自然，在他首次拜会时，我对正事只字未提，我们之间一个劲儿地寒暄；他问皇帝陛下的健康，皇后陛下的健康，每个王子和公主的健康；我则问清朝皇帝及其所有亲属的健康。我们第一次会晤所谈的只是这些。
后来进行第二次会晤，李鸿章同我比较熟悉了，看到所有这些礼仪对我没有起什么特殊作用，所以同我谈话也更坦率，不再遵循这些礼仪了。特别是到后来，我们在莫斯科又有了进一步的接近，双方见面就很随便了。
对于李鸿章我可以这样说：我在我的国事活动中见过不少国务活动家，其中有些人是名垂青史的，在这些人中，我认为李鸿章是一位卓越的人物，他的确是一位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当然，他是中国人，没有受过一点欧洲教育，但受过高深的中国教育，而主要的是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头脑，善于清晰地思考。
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中国方面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治理中华帝国的实际上就是李鸿章。
我同李鸿章开始谈判的内容是：我们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好处，中国依靠我们才得以保持领土完整，我们宣布了保持中国完整性的原则，我们将坚持下去。但是，为了我们能够坚持我们所宣布的原则，首先必须使我们在一旦有事的时候真正能给中国以援助。但如果没有铁路，我们就无法援助。因为我们全部军事力量现在都配置在俄国欧洲部分，并且将一直驻扎在那里，可见，一方面，在必要时我们应当能够从俄国欧洲部分运送军队；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能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运送军队。我还说，可是这次，在中日交战之际，我们的某些部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向吉林，但由于没有交通线，军队开得很慢，还没有到达吉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
最后，为了补足阿穆尔地区沿岸军队的名额，我们得要由那里来往调运新兵。（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