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李鸿章的谈判（二）

就这样，我在这次会上明确阐述了我的看法，也明确表示了我主张采取什么手段来实现我的意见。
可是，会议结束时并没有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因为虽然并没有人明确地反对我，但是许多与会者也没有表示他们同意我的主张。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一直没有吭气。
亲王向皇帝禀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于是皇帝召开了御前会议，不过与会的人有了变动，只有我、万诺夫斯基将军、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参加。
在御前会议上我又重申了自己的意见；别的人或者根本没有反对，或者不强烈反对，最后皇帝同意采纳我的意见，责成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予以执行。应该给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以公正的评价，他执行得很巧妙：立即同德国和法国商妥，使它们表示同意支持俄国的要求：然后，俄国毫不拖延地向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日本被迫接受，但提出要求：以大量赔款交换辽东半岛。
我们，即俄国，对赔偿数额问题和其他问题没有过问，只提出一项原则：我们不能允许对中华帝国领土的完整性有任何破坏。
就这样签订了马关条约，以赔款代替领土割让。
与此同时，我同中国打上了交道，提议俄国愿在贷款问题上效劳。当然，中国无法仅靠信用得到这样的巨款，因此，俄国主张用关税，即以中国的收入来作为借款的保证：如果中国出不起这笔钱，俄国就为此借款提供保证。
此外，我其实已在巴黎各银行的交易所为中国搞到了这笔贷款；参加这笔贷款的有：巴黎与荷兰银行、里昂信贷银行以及戈登热银行。这些银行的代表奈斯特和戈登热都到这里来了。他们请求我帮助他们由法国方面来扩大在中国的银行活动，以此作为他们向我贷款的酬劳。
于是，根据我的提议和这些法国银行家的请求，我筹办了俄华银行，主要的入股者是法国人。起初，我国国库也是这个银行的大股东，最后，它几乎把全部股金抽出来了。在不幸的俄日战争以后，我们大大丧失了在中国的威望。自从我辞去了财政大臣之职和爆发了不幸的俄日战争以后，我所创办的、由法国银行家、俄国、以及中华帝国（它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参加的这家俄华银行，在颇大的程度上失去了基础，现在已同北方银行合并，组成一家新银行，称为俄亚银行（即俄华道胜银行——本刊注）。
在我们给了中国如此大力的援助以后，皇帝当时的亲信乌赫托姆斯基前往中国，一方面是为了更加直接地了解中国，另一方面是为了结识那里的官员。
皇帝要举行加冕典礼了。按照惯例，各国都派了代表前来俄国。这些代表大部分是王室人员或最高级的官员。中国派来的是李鸿章。他是一个最卓越的人物，当时在中国身居首屈一指的高位，因此，派李鸿章来参加加冕礼，就是表示中国感谢我们的年轻皇帝给予中国的协助：正是由于我们皇帝的帮忙，才保住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性；此外，还表示感谢我们在贷款问题上对中国的帮助。
当时，我们的西伯利亚大铁道已经修到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所以有必要解决一个问题：如何进一步往前修。我们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想法：将铁路径直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但要穿过蒙古和满洲北部。这样的走向可使筑路工程的进展快得多。而西伯利亚大铁道的确是一条世界性的通路，它可把日本和整个远东同俄国和欧洲联通。
全部问题在于要通过和平的、商业上互惠的途径来达到这个目的。我热衷于这个想法，并将它告诉了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后来又向陛下启奏。
正值此时，巴德马耶夫医生到故乡布里雅特去了一趟；他一直希望这条铁路经过恰克图直通北京，所以他认为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是次要的。我当然决不能同意这个想法，因为第一，我认为我们必须有－－条路把我们同符拉迪沃斯托克联接起来；第二，我认为不能这样做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这样一条路如果通往北京，无疑会招致整个欧洲反对我们。
而且，修建西伯利亚大铁道这件事本身，依照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想法，根本不是具有军事政治意义的事情，而只是经济上的、涉及国内政策的工程。也就是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想以这条铁路作为捷径把我们的一个地区——滨海州同俄罗斯联接起来。换句话说，整条西伯利亚大铁道在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和尼古拉二世皇帝看来，都只有经济意义，只有防御意义，而决无进攻意义；特别是，它不应成为占领任何新的领土的武器。巴德马耶夫医生到蒙古和北京去的时候，在那里表现很不正派，言谈模棱两可，所以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后来是我，都不同他发生任何联系了，因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既聪明又滑头的投机者。
当李鸿章已经离开中国（这是他第一次离开中华帝国）很快就将抵达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我禀奏皇帝说，如果能使李鸿章在苏伊士运河同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会晤，那就太好了，因为乌赫托姆斯基公爵过去就认识李鸿章，同他关系不错。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良机，而且也必须这样做，因为据我所知，其他国家，即英国、德国和奥地利，也都千方百计地在拉拢李鸿章，他们想要李鸿章途经欧洲来到彼得堡。我则相反，希望李鸿章在到达我们这里以前不要到任何地方去，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他如果先到欧洲，就会受到欧洲各国人物各种阴谋诡计的影响。
陛下同意了我的想法，责成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会见李鸿章。乌赫托姆斯基公爵找我详细商量了会晤事宜。而皇帝希望这次会晤别露痕迹，于是，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往欧洲，坐上一条轮船（使人看来似乎是前去马赛的）迎着李鸿章而去，在苏伊士运河出口处同他相遇。后来，李鸿章尽管受到各方面的邀请要他到欧洲各处港口，他还是坐上了我们俄国航运贸易公司的轮船，我为他安排了这次会晤，他就带着自己的全部侍卫同乌赫托姆斯基公爵抵达敖德萨。
因为敖德萨是李鸿章抵达的第一个俄国城市，所以我想在那里为他安排一次隆重的欢迎。我便向皇上禀奏说：按照李鸿章的官衔，不妨派我军仪仗队去迎接这位显贵。使他通过这样的方式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军队。皇帝同意了我这个主张，便下诏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照办。（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