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卫报》评英国的政治戏剧

说在英国政治戏剧曾在六十年代激励了戏剧工作者社会主义革命的美好理想，但后来日渐消失
【英国《卫报》十一月十六日文章】题：光喊革命不行（作者：比林顿）
在英国，政治戏剧处于何种地位？为什么曾在六十年代激励了那么多戏剧工作者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美好理想，后来日渐消失，以至使人咬牙切齿，感到幻想破灭？
首先我要说的是，这种美好理想本身是很幼稚的。那种认为戏剧能够成为革命侍女的想法是在下述情况下产生的：即他们高估了戏剧的威力，也不懂得英国社会对于种种抗议具有的消溶能力。在达根纳姆工厂门外演出一个剧目，在小酒店、俱乐部里上演一出有趣的宣传鼓动剧，或是在布雷特福大街表演一番俄国革命，是能产生一些局部影响的，但就全局来看，这种影响实在微不足道。
这倒不是说，这种类型的戏剧运动，因为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的戏剧，或不能促成激进的政治变革，命中注定就得完蛋。按巴克的说法，它确实“给僵化的戏剧注进了新鲜血液”，也确实产生一些第一流的作品。
它也打进了敌人的营垒——尽管还没有占领敌人的营垒。伦敦西区上演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偶然死亡》就表明：城堡的大门尽管不能说已彻底冲垮，起码也已摇开。这一点，革命者可能不会从中感到快慰，但对我这样的改良派来说，却是一丝安慰。但是话又说回来，尽管不能一笔抹杀政治戏剧运动，我们还是感到，这股狂飚猛进式的创造力对于现存的戏剧和英国的社会却只是起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呢？
照我的看法，从事政治戏剧运动的人们之所以不能使得戏剧和社会也激进起来，其原因不外乎两点：即他们不懂得艺术质量和艺术结构。毛主席有这样一段话：“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没被左派戏剧工作者所认识，才使他们的大部分作品失去了光彩。我作为一个批评家，有时也作为一个拨款专门小组的成员，有时也在晚上观看一些给三个人和一条狗，或给俱乐部里争得面红耳赤的年青人上演的所谓大众戏剧。说实话，观看这些实在是我一生中最难受的时候。
我不是非难这些剧目、我只是批评下述这样一种观点：即追求艺术质量是某种资产阶级文人学士的思想，是针对无产阶级的阴谋。例如《论坛报》上就有这么一句很典型的话：““ＢＳＣ上演的《亨利四世》倒底有什么高超的艺术质量，需要比在布雷特福上演的俄国革命戏剧更多的钱？”
回答很简单，就是莎士比亚在他的剧本中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手法揭示了政府的虚弱与民众的反叛。他逼真地表现了腐败不堪的统治阶级本身是社会动乱的原因。这种手法，《论坛报》是应该懂得的。我的观点是，政治戏剧如果缺乏艺术质量和冷静探讨，就会显得苍白无力。这一论点业已为格里菲思、黑尔和埃德加这样一一些作家的作品所证实。我知道，格里菲思在创作《喜剧演员》之前，曾经饱览过北国的喜剧。因而，他非常成功地，相当生动地反映了渐进主义和革命之间的斗争。埃德加同样如此。他花了两年时间研究英国的右翼势力，然后才创作了《命运》一剧。这样，该剧就把握住了英国政治活动过程中的某些东西。
坏的戏剧一无所获，
而上述那样好的剧本起码能在社会上掀起一层涟漪，引起一些反响。
至于艺术结构，我认为是艺术质量中最关键的一环。我曾看过不少充满生气的政治剧目，最后都被扔进了垃圾箱。原因就在于他们无视戏剧中那些不可违背的规律。巴克的许多剧本是个典型例子。
他的剧本很少能上演第二次的。原因很简单，他把剧中情节安排得就象一连串电影剪辑镜头。他根本不顾人们熟知的戏剧节奏，把一连串极不和谐的场景揉在一起，摆在观众面前。观众犹如处在雾里云中，晕头转向，不知剧中所云。
总之，我认为政治戏剧得做三件事：它得反映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它得把整个社会和个人生活联系起来；它得对艺术结构有足够的认识，不要只着眼于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