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李鸿章的谈判（一）

本刊按：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伯爵，1892年任沙俄交通大臣，著有《回忆录》，本刊所载是该书的一节，该 中译本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本刊按：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伯爵，１８９２年任沙俄交通大臣，后任财政大臣。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任内阁总理。晚年移居国外，著有《回忆录》，本刊所载是该书的一节，该书中译本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在位的晚年，日本同中国的关系极度紧张，后来爆发了日中战争。当时我们驻扎在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本刊编者注）的军队很少。原来驻在该地的部队已被派往吉林，以防日中战事北移触及俄国的某一部分领土和利益。这就是我们当时所做的一切。
亚历山大皇帝驾崩了。这场战争结束后日本人获得全胜。众所周知，尼古拉二世即位之初，日本人占据了整个辽东半岛，在同中国缔结和约时，他们无利不索，主要的就是拿到了整个辽东半岛。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就任外交大臣的。当时正在修建西伯利亚大铁道，几乎已经通到了贝加尔湖以东。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条铁路朝什么方面往前修，是经过我国领土沿阿穆河绕个大圈子呢，还是在某个方向利用中国领土，即满洲北部？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甚至根本无法设想我们能使中国同意在满洲北部修筑铁路。
不过，既然亚历山大皇帝三世已把修筑西伯利亚大铁道的全部工程，即把符拉迪沃斯托克同俄国欧洲部分联接起来的任务托付给我了，所以在大臣中只有我才能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可以说，在这件事情上，我要比别人更能起作用，对此事我最为操心，也最了解情况。
说实在的，在当时很少有人了解中国是什么样的，很少有人对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地理状况有明确的概念，我们的人，甚至高级官员对所有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是一无所知的。
新任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对远东事务也毫不了解。那时如果有人问他：满洲是什么样的？沈阳在什么地方？吉林在什么地方？那么他的知识可能只相当于中学二年级学生的水平。更何况，不仅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一人如此，大多数官员都是如此。我过去曾经提过，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是一个受过很好的教育的人，对西方的一切十分熟悉，但他对远东丝毫不感兴趣，也根本不了解。
这位大臣尚未任命时，日中战争结束了，签订了著名的马关条约。我觉得这个条约对俄国十分不利，因为日本在中国大陆攫取了一块领土，因此就挨近我们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沿海地区，滨海边疆地区，原先是同日本隔海相峙的，而现在，日本已登上大陆，在大陆上找到了好处，而在这块大陆上我们也是有切身利益的，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怎么办？
当时处理远东问题的只有我一人。皇帝曾想把俄国的势力扩大到远东，他之所以有这个念头，是因为他第一次出巡时就到过远东。不过，他当时当然没有形成任何肯定的计划；他只是自发地想涉足远东攫取那里的地方。因此，我当时得要全面考虑，如何对付已规定由日本占有整个辽东半岛的日中条约。我当时得出一个结论，后来也一直这样认为：对俄国最有利的是：应该以强大然而不好动的中国作为自己的邻国，这样，俄国的东方才能保持安宁，这也是为俄罗斯帝国的未来造福；因此，我很明确地感到：不能让日本在北京周围扎根，不能让它获得象辽东半岛那样的一块要地，这个地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桥头堡。经过这番思考，我就提出：必须阻止上述日中条约的实现。
于是，陛下决定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在当时新任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的临时寓所举行。
会议由海军大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主持，与会者有：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副将，总参谋长奥勃鲁切夫副将，海军部总监尼古拉·马特维耶维奇·奇哈切夫，我以及外交大臣。
在这次会上，我阐述了一项原则：俄国的一切利益许多年来一直就在于使中国不致发生任何变动，为此，必需全力坚持使中华帝国保持完整不受触动的原则。在会上阐述这项原则时我十分坚决肯定，但只得到万诺夫斯基的支持。奥勃鲁切夫对此问题漠不关心，因为他一直操心在西方可能发生冲突，脑子里尽转这方面的念头。其他与会者没有表示任何肯定意见。
主席没有将这个问题提交表决，而是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采取什么方式来实现我的想法？
这时我说，必须向日本提出最后通牒：我们不能允许违反中华帝国保持完整和不受触动的原则，因此不能同意日中条约；当然，中国是被迫订约的，因为中国是战败国。
然后我说，中国方面必须或多或少地给日本赔款，因为日本是战胜国。要是日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别无办法，只好采取积极行动。至于采取什么样的积极行动，现在还来不及考虑，但我认为，可能不得不轰炸日本的某些港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