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经济记者团访华见闻

【日本共同社从十二月五日起分五次播发该社经济记者访华团的专稿】题：中国点滴“中流”意识从高速现代化的狂热病中觉醒了的中国经济，现在正处于“调整期”。据说在这一变化中，工人、农民和普通群众的生活出现了新的气象。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共同社经济记者访华团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走马观花地访问了北京、西安、重庆、成都和上海等大城市。下面是访华团写的有关“中国的生活”的专题报道。
在北京外国语学校任教的续三义指出：“只要看看北京工人的生活，就会发现，生活水平比十年前有了显著的提高。”续三义介绍说，其典型的标志是在饭馆吃饭的习惯已经固定下来。
在续三义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位于北京的繁华大街——王府井的四川风味的大众食堂。这里大约有三十张桌子，已经全部满员，等座的顾客都站在正吃饭的顾客的背后。
四口之家在外面就餐，一顿饭要花十五元左右。续三义解释说：“北京的工人每月都要带上一家老小下一、两次馆子。但是饭馆却没有增加。因此哪里的饭馆都很拥挤。”
生活的富裕，还反映在工人和农民最希望得到的耐久消费品的变化上。在工厂和人民公社，如果问：“现在你最希望得到的耐久消费品是什么？”多数人都回答说，是电视机、录音机和电冰箱。
过去一个时期，在中国曾经把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称为三大件。但是，现在的大件变成更高档、更奢侈的物品。看一眼北京和上海的百货店，卖电视机和收录两用机的柜台前总是熙熙攘攘，这也说明了一般群众想得到什么。
中国提出了建设“中国式的富裕家庭”的口号，以此作为经济政策的新目标。具体的内容是到二十世纪末，达到“中等的生活水平”。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小康家庭”，用日本话来说就是“中流家庭”。
小康家庭的条件是，到二十世纪末，把国民生产总值从现在的平均每人２５０美元提高到１０００美元。
外语热有一次，在“上海咖啡馆”里，一位坐在对面的年青人用英语向我搭话：“你好，你是日本人吗？”他自我介绍说是上海市人民公园的修理工，叫张建国。
他说：“我每天学三个小时英语。家里有两间房子，只有四十平方米，没有学习的地方。所以有时来这里，有时在图书馆学习。”说是将来要翻译英语的技术书以便更好地修理机器和汽车。
在宾馆前面，我碰到了三个女高中生。其中一人对我说：“早晨六点钟我就拿上英语课本去学习。你瞧，那个路灯下面就是我的固定位置。如果有兴趣，明天你来看。”她１６岁，非常活泼，似乎不认为学习是痛苦。她接着说：“不只是我自己，大家都是这样做。因为家里没地方，到外边更便于学习……。”
在四川大学的校园里也碰到了类似的事情。在散步的路上遇到的学生手里都拿着书，低头走路。
陈小郁家在重庆，是日语专业四年级的女学生。
据她说，她住在集体宿舍，早晨六点钟起床开始早自习。七点半吃完早饭，马上去上课。下午五点钟自习结束后，就跑跑步或打打排球。晚饭后还要到教室学习，十点钟左右回宿舍，开始做作业。十一点就寝。他们刻苦学习的情况，就连处于考试地狱之中的日本学生也要为之惊叹。但是与日本稍有不同的地方是午饭后能够舒服地睡上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午觉。这恐怕是中国的习惯。
当问他们为什么那样用功时，经常和小陈一起练习日语会话的熊泽民说：“文化大革命中，我就高中毕业了。但是那时由于四人帮的破坏，不能学习。现在很幸福，没人干扰，能够安心地学习了……。想尽快地读完井上靖和川端康成的原文小说。为了能够符合国家的要求，必须在上学期间多学习一些知识。”
我冒昧地问道，那么恋爱问题呢？他们毫无表情地回答说：“在学校，恋爱和结婚都是禁止的。”个体经营西安市中心大街有一家包子铺。是一个宽约二米，长有五米，摆着五张粗糙的饭桌的小铺子。
掌柜的叫马秉玉。是回族，今年５０岁。夫妻加上五个孩子共七口人。在店里帮忙的女儿是中学二年级的学生，长着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非常漂亮。
马秉玉说：“我出生在西安市，到去年为止一直在拉三轮车。去年年底，得到市里的许可，用３０元资金，开办了这个个体经营的牛羊肉馅饼铺。”
马秉玉卖的馅饼一个要二角五分钱。焦脆的面粉香味和肉馅的香味混在一起，非常好吃。马秉玉说：“每天能卖２００个，卖光就关门。我觉得开饭馆很好。”
中国政府现在采取了积极承认个体经营的方针，认为这种饮食店及其他个体经营的商店“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听说与服务态度很坏、以“爱买不买”的态度对待顾客的国营商店相比，很多个体经营的商店在接待顾客等服务态度上热情周到，得到了人们的好评。这个包子铺也不仅仅是肉饼的味道好，我认为老者爽朗的性格也是生意兴隆的原因。
在成都，谢茂群小组在市中心的陕西路上开了一个露天裁缝铺。生意很兴隆，就连星期天都不能休息。因此每人平均每月收入达１３０元，几乎是她们的丈夫的两倍。
中国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承认个体经营，这是一个新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