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南北东西对立的几堵墙再现

【法国《世界报》９月２日文章】题∶造成南北对立、东西方对立的几堵墙
重又出现了（作者　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
在柏林墙倒塌９年之后，８月１７日莫斯科的卢布贬值，８月３１日道—琼
斯指数下跌，所有这一切都将导致世界经济和政治面貌发生变化，其变化的规模
与共产主义完结这一事件不相上下。
尽管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发生普遍萧条的可能性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大
，但也并不是说肯定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正在出现，这种情况虽然
还不是很突出，但也够令人担心的。这种情况就是，北南（富国与穷国之间）对
立、东西（反美国家与亲美国家之间）对立的情况又出现了。
北南对立
因为一年多以前一些亚洲虎接连出现缺乏支付能力的问题，以及今天俄罗斯
熊出现的缺乏支付能力的情况都是一些重大事件，它正在对最近１５年来世界经
济的增长势头产生影响。世界储蓄市场的建立，也就是金融全球化对最近这些年
世界经济的发展起了主要的促进作用。这一全球化金融体系促进了经济学家们所
说的“新兴市场”的出现，所谓“新兴市场”指的是那些因经济正在起飞而崭露
头角的国家。
这些国家都出自“南部”国家，也就是穷国，但这些国家走上了经济自由化
的道路，它们有时实现的经济增长是很引人注目的，当时就有人把这称之为“亚
洲奇迹”。这些“新兴市场”在全球至少有５０来个，各大洲都有，其实力的增
长使历来的北南对立、也就是富国与穷国的对立在部分程度上过时了。但对于南
部国家中那些未能成为这一“新兴市场”大家庭成员的国家来说，新兴市场实力
的增长也使这些国家进一步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
在“新兴市场”的发展进程中，世界储蓄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南部”国
家已经从来自北部国家的大量资本中受益。在整个这一阶段中，世界金融市场确
实发挥了拨款中心的作用。
然而，由于亚洲和俄罗斯的金融危机，世界这台使资金再循环的机器已经发
生了故障。几个“新兴市场”由于缺乏支付能力已经导致国际储蓄管理者对这类
风险的反感情绪大大增加了。这些管理者输了很多钱，当然，此前他们也赚了很
多钱。今天，他们认为这些“新兴市场”都是一些名副其实的陷阱。
这就是著名的“资本向支付能力强的地方逃逸”：一年来，资本正向那些最
发达国家这样一些比较可靠的地方转移，更倾向于把资本投向国家证券。１９９
７年年初，东南亚由于外国资本以年投入１０００亿美元的速度进入这些国家而
受益；到了１９９８年年初，这些国家又因资本以同样的速度撤出而备受损失。
这些市场的缺乏远见以及盲目性也是造成危机的原因。出于担心，商界人士现在
更注重进行比较，而且他们认为，所有这些国家的情况都是差不多的，波兰就是
下一个韩国，巴西就是下一个俄罗斯……
墨西哥、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造成的后果加在一起就可以说，这些“新兴
市场”已经到了末日。资本将再次流向那些已经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对于那
些将会看到他们自己也会出现金融泡沫的发达国家来说，这些资本将是很便宜的
。穷国仍将很难得到这些资本。无论如何，穷国要想吸引这些投资就要支付越来
越高的“风险溢价”。资本这堵墙重又建立起来了，而随之而来的是南北对立重
又出现了。很多专家认为有一种情况完全可能发生，即在未来数年内，富国（美
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将继续下去，而世界其它地方则将重新陷入“失落的年代
”中。
东西对立
产值仍占全球产值三分之二的富国在一段时间里可以依靠其消费和投资需求
、依靠新技术来支持自身的发展。例如美国，无论是在预算方面还是在货币方面
，它都还是拥有一些活动余地的。但这些促进发展的动力并不是永远存在的。在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富国在拥有上述优势的同时也会看到，他们以为最终已经
消失的另一种对立重又出现了，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对立，即西方与世界其它国家
之间的对立。
这是因为，富国、首先是美国，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一种反西方（主要是一
种反美）的情绪，这种情绪是它们在那些注定要货币贬值的国家里引发的。即便
这些富国愿意在很大程度上对像韩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的困难承担责任，但那
些被卷入了这场金融风暴的国家仍然常常感到自己是在美国授意下进行的一场阴
谋的受害者。这种印象特别在东南亚是很普遍的。
美国有时在欧洲的帮助下正力图利用这种形势咄咄逼人地把自己的“模式”
强加于世界其它国家。这样，西方就使那种对他们不满的土壤在自己的边界上，
在一些重新陷入贫困的国家里重新出现了。
在受到危机影响的国家里，继货币和金融崩溃而来的是社会危机，这场危机
导致的结果是出现了日益增长的对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排斥情绪。
这样，在南部穷国，西方就为这些国家恢复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的最传统的
形式、为一种新型的“东方”的出现制造了条件。
不稳定将成常态
一个被金融和意识形态这两堵墙分割开的世界将会使人民间的不平等和国家
间的紧张局势加剧，如何避免使这样一个世界重新出现呢？当然，发达国家私人
资本的投资除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需要世界保持稳定之外，他们还需要其它一些
条件，因为只有当投资者对这些穷国重新有了信心的时候，他们才会重新回到这
些国家投资。所以，西方大国不应该把希望押在市场这唯一的一股力量上，更不
应该指望商界人士会忘记他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情况。对西方大国来说，在不稳
定今后将成为一种正常状态的形势下，现在该是考虑像１９４４年７月召开布雷
顿森林会议那样制定一些大家都能共用的调节机制，从而有助于资金能重新流向
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