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纳斯比特的一篇讲话：八十年代美国政治经济的五种发展趋势

【美国《当今重要言论》双周刊７月１日刊登美国“扬科洛维奇·斯凯利和怀特民意测验机构”副主席约翰·纳斯比特的一篇讲话】题：八十年代新的经济和政治秩序
（一）美国正在从工业社会迅速转向信息社会，其影响最终将比十九世纪美国由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更为深刻。
１９５０年，美国有６５％的劳动力从事工业生产，信息业务方面的劳动力仅占１７％。目前，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已下降到仅占３０％左右，而信息业务的工作人员已超过５５％。信息业务包括信息制作、信息处理和信息分发，现已应用于银行、股票市场、保险公司、教育和政府等部门。很明显，工业化后的社会就是信息社会。在工业社会中，战略性资源是资金，而在信息社会中则是知识和资料。与这一变化密切相关的重要发展是，美国社会对文化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此外，由于社会从工业化转向信息化，其基本结构发生了变化，因而，关于商品和劳务的传统分类办法不灵了，经济学家如果还是按老一套指标去研究经济，那就非出错不可。所以，要了解现状和趋向，就必须要有新的概念和新的资料。
（二）美国政权结构的趋向是地方分权，而不是中央集权，国家权力不仅正在从总统手中转向国会，而且从国会手中转到州和地方。
美国历史上发生过两次促进权力集中的重大事件，一次是经济大萧条，另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促进集权的影响正在缩小。六十年代末，我们放弃了民族融合的神话，认识到正是多样化使我们的社会更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到了七十年代，又出现了法制上的和地区性的多样化，从而扩大了地方权力。由于人们对特殊利益组织的捐助大大超过了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捐助，美国两大政党现在也是徒有虚名了。国会内的独立派人士则越来越多。随着地方分权的发展，美国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地方性的党派，如纽约州的“生活权利党”等。
（三）由于通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全球性经济”现已真正形成；世界正处在劳务与产品重新布局的进程中，所有发达国家的非工业化趋向就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
政治权力分散的另一面是世界经济越来越互相依赖。喷气式飞机和通讯卫星两大发明已使美国成了世界上的一个城镇；由于世界各地瞬息间能分享到信息和资料，现在形成了真正的世界性经济。由于钢铁、造船的世界市场已达到饱和状态，连世界上最灵活的国家日本也将要脱离钢铁工业和造船工业，因为它知道南朝鲜的钢铁工业，巴西、波兰和西班牙的造船工业的成本比它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正处于非工业化的阶段，它们在钢铁、汽车、公路设备、机器制造、服装、鞋、纺织品、器械用具等方面正在失去势头。到二十世纪末，第三世界将生产世界制成品的２５％。因此，发达国家就必须在新的科技和生产领域内发展，如电子工业、生物工业、替代能源和海底开矿等。
（四）美国社会正在朝着高度技术化和技术对人的心灵的高度适应性这两个方向发展；没有后者，新技术就要遭到排斥。
例如计算机这项高度发达的技术，就具有“解放人”的潜力。过去，一个拥有４万职工的公司，对这４万人总是同样看待，而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人们的情况各不相同。现在公司采用计算机对职工保持联系，就能在工资、退休福利、工时、工作目标等方面对每个人作出不同的安排。由此产生了这种趋势，即每个人可以同雇主订立适合各人情况的契约。同时，计算机还使等级森严的组织制度变成为过时的东西，（这就是解放！）过去我们为了同每个人及其要做的工作保持联系，不得不采用等级制。现在用计算机来保持联系，就可以将这种等级制改组成包括许多小企业团体在内的同级水平的体制。因而，金字塔式的组织已被新技术所淘汰。
（五）美国开始了“工作革命”，郎“工作环境”正经历着由自上而下变成自下而上进行管理的基本改造。
美国目前的形势是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它反映了工人们精神上的痛苦。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在工作中得到真正的人格上的满足。因此，美国工人将由一种社会力量来拯救，这种力量可以称之为人道主义化、个人的发展、“发挥人的潜力的运动”、参与企业管理，六十年代的价值标准等等；不管称为什么，都必须同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经济紧急需要结合起来，把美国工人从麻木不仁的生活中解救出来。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美国工业界开始重视日本公司的经营方法。日本工人生产效率之所以高，并不是因为他们象机器人，也不是因为他们顺从领导者。日本工厂的经营管理不象美国工厂“从上到下”’由经理下达命令，而是从下到上由工人们做出许多重大决定。这种作法的全部指导思想在于：工人对本职工作的了解要比别人透彻得多，一旦给以机会，就能发挥其创造性和主动性。前几年日本松下公司接管了芝加哥附近的莫托罗拉工厂，生产星球牌电视机。该公司把６００名监管人员解雇了一半，两年之内生产翻了一番，次品率从６０％下降到４％。通过优质管理，年成本从１，４００万美元下降到２００万美元。这反映出日本人从人类心理学家那里学到并发挥了他们的企业管理技巧。由此看来，在八十年代，管理上的创造性要比技术上的创造性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