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钢工程问题成堆的主要原因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３日，日本新日铁公司同中国正式签订了关于建设上海宝山钢铁厂的合同。
宝钢厂址位于长江江边的农村地区。在这一片水田地带修建现代化钢厂，真是困难重重，一切都得从零开始：首先，要改造１０００万平方米的土地，以便修建厂房；其次要修建大型港口，以供装运外国煤和铁砂的货轮停泊；第三，要修建一座７０万千瓦的火力发电站。此外，为了保证钢厂所需用的水，还必须对长江的泥水进行净化。
根据预定计划，宝钢在第一期工程完工后，将拥有生产粗钢３００万吨的能力，第二期完工后，增加到６００万吨。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就是钢铁技术和装备水平居世界首位的日本自己在国内修建，从决定厂址算起，至少也得花八年时间；其中设计高炉、转炉和轧钢设备，就需要二年。换句话说，１９７８年动工，要到１９８５年才能建成。
可是，中国却急于求成、强烈要求在１９８０年末就完成第一期工程。这种硬要把八年任务压到三年完成的搞法，是给宝钢工程留下严重后遗症的主要原因。
为了缩短工期，谈判双方只好决定砍掉设计这一关键环节，不顾中国的国情，全部套用新日铁所属两个钢厂（１９６８年投产的君津和１９７２年投产的大分）的设计图纸。如所周知，日本钢厂是以使用进口的优质铁砂和煤炭为前提设计的。照抄日本图纸建设起来的宝钢，同样只能使用进口的铁砂和煤炭，这就派生出两种奇怪的现象：
（１）煤炭产量居世界第三位、铁砂产量居世界第五位的中国，为了供应宝钢，今后却不得不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煤和铁砂。（２）由于大型货轮不能在宝钢附近的港口靠岸卸货，从巴西进口的铁砂和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煤炭，都要先在日本卸下，再用小型货轮倒运到中国宝钢。
通过日中双方关于建设宝钢的谈判，可以看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是中国中央政府缺乏统一的经济计划。武钢由于缺电而使进口的先进设备无法全部开动，就是一个例子。宝钢要靠澳大利亚、巴西供应煤和铁砂；宝钢的一切设备，从设计、制造、安装到运转，全部委托日本人去搞，这更是急于求成、缺乏计划性的突出表现。
二是中国十分缺乏高水平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这次宝钢谈判为例，新日铁分别就高炉、转炉等１９项主要设备，组成了１９个谈判小组。而中国只派出一个谈判班子总揽这１９项主要设备的谈判任务。加之这个班子的成员只有６０余人，而且几乎不懂最新技术，仅谈判一项就得花两个月的时间，如果逐项进行，势必要拖到１９８１年才能谈妥。中国一方面坚持要在１９８１年建成投产，另一方面又缺乏精通建设钢厂的专家，于是只能任人摆布，新日铁怎么说就怎么办，使自己蒙受损失，例如：
（一）新日铁原来对１９项主要设备总共要价２０亿美元，约合４０００亿日元。可是合同上却变成新日铁自己承担制造的十项为４０００亿日元，别的公司承担制造的九项为１３００亿日元，整个合同的金额成了５３００亿日元，比当初的要价贵了３０％。
（二）中国被迫同新日铁签订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对自己十分不利的“饭馆帐单”式合同——一个只写金额总数而没有明细书的、全世界没有一个顾客愿意签订的合同。按照惯例，不管任何国家，在成套设备的合同中，必须写明每台机器、设备的规格、单价。还要详细列出材料费、加工费和管理费等具体金额。
有了这样的明细书，才能判断价格是否合理，才便于监督检查，不会使买主吃亏。而宝钢的合同，光写现代化钢厂一座，应付金额若干亿元。
中国并不是黄金遍地有钱没有地方花的国家，而是一个缺乏外汇、必须经常小心翼翼避免浪费外汇的国家。这样的穷国，竟然不要明细书就去签订价值５０００亿日元巨款的购货合同，其结果只能是送钱上门，让人敲竹杠。
（摘译自《中国“现代化”的幻想》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