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国四化建设进一言

我对中国现代化长期怀有浓厚的兴趣，希望这本《日本名列第一》的书对中国现代化有所帮助。我是以类似中国搞四化运动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写成这本书的。
从我多年研究中国，特别是１９８０年夏天在中国住了三个月之后，我确信日本的经验比任何其他国家对中国更为有用。这因为日本是一个亚洲国家，和中国有某些相同的历史传统。同时，日本又是一个成功地赶上西方先进国家的主要强国。她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学习和吸取了一些最好的经验教训。虽然在高级研究方面还不能与美国并驾齐驱，但在经济计划、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却可以说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日本名列第一》一书中所谈到的日本许多成就，对中国都很有用，特别是下列三点我想着重谈一谈：
（一）中国必须迅速改进各个领域的情报工作。
在了解世界发展形势方面，中国研究国外形势的专家们比日本人差多了。中国需要更多更多的人精通外国语，尤其是英语和日语。他们应熟悉外国的技术、经济和市场情况，能阅读外文资料，和外国人在各个领域中密切合作，并且经常访问外国。中国也没有好好地利用各种机会向外国专家学习。我在日本，有许多日本的领袖人物要我谈谈或者写写，给他们讲一些有关美国和日美关系的各种情况；经常每周几次，应接不暇。我很纳闷，今年夏天，我在中国三个月，竟没有一个专门研究美国问题的中国官员利用机会认真地向我了解有关美国的各种问题。学习外国发展形势是一个涉及全局的学习，专业技术人员要学，基层行政和党的官员也要学。假如中国不迈开快步去学习外国的发展情况，那她将继续保持其落后状态，外国投机家易于利用其落后以谋求私利。中国也不鼓励其留学生和外国人密切来往，以便得到较广泛而深刻的了解。举例而言，中国人访问美国后，在中国报纸上写的多数报道并没有反映出他们对美国有什么深刻的和切合实际的了解。
在基础教育方面，中国大大抓紧科学、数学和中国语文的基本功训练，同时也必须更好地使人民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了解情况。举例说，专门研究经济和地理的中国教授们如果不让他们了解更多的情况，就不可能向计划经济的人员提出有益的建议。日本在这方面是做得成功的。日本公众能充分获得有关发展的一般情报，所以政府能取得学者、商人、工程师等人的合作和帮助，并善于利用这些人才。中国除非使人民能获悉更多的统计材料和计划情况，就很难期望他们能提供有用的、有益的忠告，也难使他们自觉自愿地为实现四化而鞠躬尽瘁。
（二）中国必须减少官员的数量而提高其质量。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中国的许多官员在革命取得胜利后缺乏足够的教育资历去做好他们的工作。同时，也由于中国人多，就会产生很多的官员。日本却不同，她在保持官员的低数量和高质量方面成绩杰出。就官员的质量而言，日本在世界主要国家中要算是最高的了。
中国应让那些负责经济工作的高级官员集中精力在工作上，做他们需要做的事，不须太担心政治压力和可能有人反对或批评他们。他们需要有充足的时间去好好了解情况并提出恰当的意见，所以他们不能太陷入行政事务之中。这不是说所有的最后决定都须由他们作出。即使在日本，尽管她有坚强的官员队伍，最后的决定还是须由政界领袖们作出，他们熟悉全面情况，不仅是了解专家们的专业知识而已；但是这些政治家们必定要通晓有关技术并且乐于信任专家们。
（三）政府、企业、大学、商界等各单位必须制订培养新领导人的长远规划。
领导人应该不断地有计划地提高他们的科学、经济以及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并且应该挑选少数特有发展前途的年轻人，出国接受专业训练，然后再回原单位工作。各单位应留有照顾其本身利益的余地；如上级领导经常抽调下属单位的优秀专业人员，那么下级单位就不会有足够的积极性去制订出５年到１０年的培训人员的长远计划，而这种计划对造就将来的高级领导则是必需的。
除以上三点外，如果我要强调一些在日本和美国已相当发达而在中国还迫切需要去做的事，那我提请大家注意以下几点：
（一）必须了解市场情况。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后已经进行了大量工作去发现哪些产品是中国人民大众和其他企业所需要的，哪些又是他们所不需要的。尤其当中国发展国际贸易时，她更必须去更多地了解哪些产品为其他国家所需要的。而这种需求都是在逐年改变，有时甚至是逐月在变的。如果要在出口方面取得成功，就必须学会如何重视这些改变，以便调整本国的生产和计划。
（二）必须了解各种会计账目。打倒“四人帮”后，中国现在注意到如何最有效地和最得法地安排其资源，以使生产的各个方面都能上去。中国需要大量研究物资和成本核算，其中包括劳动和运输，以便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有限
的资金、资源和运输设备。
这也就是说，中国必须从各基层
单位收集准确的资料；必须通过领导
深入基层的办法以更大的努力去取得
准确数据；同时必须减轻政治压力，
以免基层虚报成绩。
（三）必须建立一种个人责任制
度，使领导不只对其所属小单位负
责，而且要对全局的成功与否负责。
（四）对不同地区的各发展阶段，对所需产品的种类以及在产品变更和发展新产品时需要何种生产阶段，何种运输，何种电力，都应该有更具战略意义的考虑。对每一发展阶段所需的一切东西，对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都应有更正确的分析。
我看到有不少外国人在国内外吹捧中国，便被认为是中国的伟大朋友。很不幸，因为中国要求于大多数本国公民和外国人的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事物的本来面目。不这样，谁也不能太多地希望到公元２０００年中国实现现代化。
基于这种信念，我写了这篇文章，希望能对中国有所帮助。（沈蓁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