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汇报》译载美《时代》周刊文章：《宦乡谈教条主义》

【香港《文汇报》１１月７日译载美《时代》周刊文章】题：宦乡谈教条主义
在中国“文化革命”期间，没有一个社会阶层遭受的灾难比知识分子更大，他们被“红卫兵”尖酸刻薄地称为“臭老九”。全国没有哪几个科学家、作家或教授能逃过“劳动改造”期（指“五七干校”）。很多人饱受折磨，被迫自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说，“多年来我们自己满脑子教条。我们头向地，脚朝天。现在我们开始脚踏实地了。”
宦乡现年７０岁，曾出使好几个欧洲国家，是数千名在邓小平重新掌权后恢复担任要职的知识分子之一。宦乡说，“我们共有八千名研究员。我们的经济研究员同经济部门紧密合作，找出解决无数问题的办法。我们甚至组织了一次关于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的讨论。经过三十年的政治动荡后，我们的思想陷于混乱。特别是年轻人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我们替他们举办公开座谈会来讨论这些事情，以便他们作出自己的结论。”社会科学院是在中国领导把思想变为现实这项工作的主要机构之一。宦乡说，“我们试图摆脱教条，我们需要从事实出发。”宦乡说，“自五十年代末期以来，我们同东方或西方的学术机构都没有联系。现在我们鼓励同西方进行学术交流，特别是同美国、日本和西欧。”
中国很多青年由于政治动刮而中断教育。宦乡说，“有些人在‘文化革命’中能够自学——他们学习得很努力，但这辈人中的多数是没有知识的。”
宦乡说，有三类人不喜欢中国的新方向，“第一类是愚蠢的人——他们不能接受任何改变。第二类是受从前的教育毒害的人——他们不知道如何改变。第三类是过度热情的人——他们走到另一个极端去。”宦乡最后说，“在中国，主张现代化的人和因循守旧的人将有一场斗争。但坚持旧观念的人是不能生存下去的。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实验。我们能够走多远？这就是问题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