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刊登前南越临时革命政府司法部长张如磉同记者的谈话

他说现在越南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而只不过是黎笋和黎德寿两个家族的专政；越南国内正在开始形成有组织的抵抗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９月１６日刊登丹尼尔·伯斯坦发自法国普瓦蒂埃的一篇专稿】题：一位逃离了革命的革命者
正值去年８月南中国海雨季高潮时节，一艘漏水的小船被风浪吹刷到了印度尼西亚的海岸上。船上６４名越南难民上了岸，他们浑身湿透，饥肠辘辘，心惊胆颜。
在这６４名幸存者中有一位叫张如磉，他是投奔到西方来的越南级别最高的一位革命者。
在这之后整整半年的时间内，在难民营里，张如磉是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位创始人和前临时革命政府司法部长这一身份，除了他的妻子外，没有一个人知道。甚至在张如磉获准在法国定居后，对他的这一身份还一直保密。在法国，越南侨民委员会为张如磉在普瓦蒂埃安排了一套住宅，并安排他在米歇兰轮胎厂工作。
可是，今年６月，张如磉抛掉了普通难民的伪装，而在巴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自己的身份。他说：“我成年后一直致力于越南民族的事业，我现在必须告诉你们，越南的解放事业已经被背叛了。”
张如磉为了逃跑，经受了公海上的暴风雨，遇上了越南保安部门的巡逻艇，甚至还遭到了海盗的袭击。他在经历所有这些困难时，脑子里想着将来有一天能够在巴黎公开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并号召越南国内外所有的越南人联合起来同新政权展开斗争。
几星期前，张如磉在他迄今所进行的内容最广泛的一次谈话中对本记者说，越南国内正在开始形成有组织的抵抗。这并不仅仅是过去那些亲美的右翼势力自１９７５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的那种分散的抵抗。张如磉说，更重要的是，过去属于“第三势力”的许多人，甚至越南共产党中持不同政见的党员也都在组织起一股股抵抗力量。
张如磉承认黎笋和河内其他领导人目前仍然牢牢地控制着越南，但是他简单列述了破坏政府稳定的一些因素。他列举了食品的严重缺乏、政治镇压（他说这种镇压“甚至比西贡阮文绍政权时代更为严厉”），在柬埔寨战场上伤亡惨重，苏联没有完全履行提供经济援助的诺言，还有越南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内部出现分歧，特别是在越南奉行亲苏的对外政策以及它对中国的敌对立场这两点上。
张如磉说：“越南人民不希望同中国打仗。不管黎笋对人民讲了多少次越南目前遇到种种经济问题是中国造成的，但是，人民却十分清楚地知道必须把它归咎于河内。”
他在法国普瓦蒂埃那套几乎没有什么陈设的昏暗的房间里，对于他为了能够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而个人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似乎毫不在乎。大多数越南难民是为了逃避饥饿和民族迫害而到西方来谋求较好的生活的，张如磉却同他们不一样，他是自愿放弃在越南过有别墅、服务员、私人汽车和额外的肉类和食糖定量的阔绰生活，而到法国来过着移民工人的清苦而不稳定的生活的。
他在谈到他为什么逃跑时说：“我不能保持沉默。我不能消极观望，眼看着我国人民为之奋斗了２０年的一切成果付诸东流。”
２０年前，张如磉放弃了他在西贡的家境优裕的生活，也不顾自己在巴黎大学留过学，毅然参加了越南的革命。他是１９６０年参加创建民族解放阵线的６０名南越人士之一。
其后，他由于从事革命活动而被监禁了一段短时间，差一点死在西贡当局的手里，１９６８年用他来与三名美国战俘交换，才把他放了出来，而免于一死。后来他就潜入丛林里越共的游击队基地去了。
当翌年成立临时革命政府时，张如磉被任命为司法部长。
胜利来到了，但是张如磉却一直没有机会实施他的计划。１９７５年５月，胡志明市（前西贡）举行庆祝胜利的仪式，他在主席台上检阅军队时受到了第一次巨大的震惊：根本看不到民族解放阵线和临时革命政府的旗帜。他问文进勇将军（现任越南国防部长）为什么只有北越的旗帜在飘扬，那位将军傲慢地对他说：“军队已经统一了。”
接着来的那段时期是使张如磉感到失望的时期。他试图为司法部罗致一批法律专家，但是，那些不合越南共产党干部胃口的人都被悄悄地弄到“再教育”营去了。老百姓希望知道他作为司法部长，对他们那些财产被没收或被迫搬到新经济区去的亲戚朋友在做些什么。
张如磉沮丧地说：“我当时看到的情况是法西斯独裁正在形成，虽然我据理争辩，但是我却无能为力。命令是河内下的，军队和秘密警察在那里坚决执行。”
１９７６年，越南重新统一，所采用的方式是他所说的“暴力和报复方式”。胡志明过去常说，重新统一进程来到时，应该是慢慢来，一步一步走。但是在１９７６年，却强迫南方接受统一，根本不可能对此提出反对意见。
张如磉认为：“黎笋那时在设法很快巩固他的权力。他不能让南方发展成为一个反对他的政策的堡垒。”
在１９７３年签署巴黎和平协定时临时革命政府中有２４名成员，可是在１９７６年南北越统一以后，在统一政府中担任职务的只有其中的三名成员，张如磉说，除了少数几名军队里的官员外，原来临时革命政府中其余的成员完全淹没无闻，而在私底下却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极为反感。在南北越统一以后，河内领导集团企图圈住张如磉想叫他在粮食食品部担任一个次要职务。他拒绝了，因为他既不愿意继续同他所反对的一个政府发生关系，也不愿意在河内经常受到这个政府的监视。他最后在１９７８年接受了在一家橡胶公司当负责人的职务，他接受这一工作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掩护来策划逃跑的计划。
他在难民营里度过的６个月时间里，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越南革命出了什么毛病。他现在指责现领导抛弃了胡志明所确定的实现国家统一和在国际上不结盟的方针。他说，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现在在越南只不过是实行压迫的新语汇罢了。
他说：“越南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而只不过是我们越语中所称的‘家庭治’——即家族专政。在这个具体事例中，控制着一切的就是黎笋和黎德寿两个家族。”
张如磉为了证实这种说法，列举了黎笋和黎德寿的儿子、兄弟和姻兄弟的一串名字，这些人掌握着从秘密警察头子直到空军的书记等关键性职务。
张如磉的法语讲得无疵可指，说话温文尔雅，尽管如此，仍掩盖不住他讲话中那种激愤心情。但是尽管遭遇了种种痛苦的经历，他的理想仍保持不变。他不会放弃在越南建立一个公正和民主社会的理想。
虽然他最初曾打算在使自己适应法国的生活过程中，慢慢地从事政治活动，但是他现在却经常到巴黎去参加巩固越南的抵抗运动并同老挝和柬埔寨的抵抗力量建立联系的活动。他同中学时代的老同学——前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两人互相保证要彼此支援。
当他谈到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三国人民要建立一个新的共同阵线来反对他所说的“共同敌人”——河内领导人和他们的支持者苏联——时，他并不是不知道这里所会有的讽刺意味。他知道，他现在所建议的事情就是打从１９７０年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后转了整整一圈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当时民族解放阵线，北越、柬埔寨和老挝领导人在中国举行最高级会议，以组成一个反对美国和西贡政权的共同联盟。
张如磉目前在异国法国的国土上，又重新开始做他２０年前在西贡所做的事情——即为越南实现的一场革命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