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现状报》文章评古巴文艺政策《对文学和艺术的背叛》

说在卡斯特罗政权的统治下，实行政治压迫，使文化传统遭到破坏，许多有名望的作家不是流亡国外就是被迫脱离文学工作
【玻利维亚《现状报》６月１７日文章】题：对文学和艺术的背叛
古巴在艺术和文学上无法表现出新的和真正的价值，我们并不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引人注目的是，在卡斯特罗主义统治的２１年中，古巴文坛上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至少是得到官方承认的，毫无例外值得一提的人，是那些在革命胜利前就已经发表了著作，或者至少是在革命前的时代培养出来的人。
可以列举某些原因来解释这种现象。
我们想在本文中扼要地逐点说明一下。
首先，古巴建立了一种把一切文艺原理和习惯“一扫而光”的制度，同时还实行了一种政治压迫和警察迫害的制度，造成了“文化传统的破坏”，使许多保持这种传统的有名望的人士流亡国外，或者自愿或被迫地脱离了文学工作。
这必然给某些已变成官僚的“圣牛”提供自由的活动范围。这些人凭借国家的宣传加强自己的地盘，同时，把文化发展分成等级，堵住了那些不卑躬屈节的人的进身之路。
在这些“圣牛”中，可以作某些区分：一部分人，虽然在文学上确有功绩，在卡斯特罗掌权前已有名望，然而由于盲目和机会主义，他们成了卡斯特罗主义的代言人。在这批人中有纪廉、奥吉尔、格拉马奇斯、罗德里格斯，还有可悲的比铁尔和埃迭戈。尽管他们一再表示忠诚，但是由于其宗教信仰，也少不了受到凌辱和歧视。另一部分人，毫无才能，在１９５９年前也不大有名，由于一些人脱离文艺界留下的空白，他们才获得了一些名声。这些人中有雷塔马尔、苏亚迪亚斯等。
第二，是由于“国家对文化机构的垄断，以及对知识分子工作的审查和监视，卡斯特罗自我任命为文化部长，使这种情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成立了全国文化委员会后（现已解散），基本上削弱了整个自由知识界的工作，凡是与所谓“文化财产”有关的，即使只是与这种财产沾边的活动，都得听命于该机构。
同样，成立了古巴全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纪廉当了几年主席：这是一种圣职，主要任务是，根据真正的学说，仔细检查古巴艺术和文学作品。古巴全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是个非常独特的机构，因为它的存在是为了监视他们和在他们面前维护国家的利益。在它的职能中，古巴全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是，在国外正式代表古巴知识界，另一个不小的职能是，组织比赛和用奖金鼓励为制度增光的“文艺”工作。
第三，上述两个原因的必然结果是，“对凡是不完全根据官方思想创作的”以及由于政治机构的疏忽，甚至已在展览厅展出或已出版的“文艺作品进行系统的迫害”。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政府从一开始起就想操纵知识分子，然而，如引起古巴革命的那样一种如此猛烈和激进的震动，在最初几年可能使知识界出现了非常积极的创作活动，在六十年代末，是莱萨马和皮涅拉等某些令人尊敬的作家创作的大好时机，同时涌现出一批新的真正杰出的人物：阿雷纳斯、阿鲁法特、弗恩特斯、洛佩斯、普拉特斯，这些都是最好的见证。
这批正在寻求自己的道路的“智囊”，也许没有察觉到在不妥协的教条主义的阴影下他们是没有前途的，然而，当１９７１年出现令人震惊的帕迪利亚案件时，突然遭到当头一棒。这个案件给古巴政府提供了遏制整个这股思潮上升的借口，政府有理由认为这股思潮是颠覆性的。同帕迪利亚、莱萨马和费尔南德斯一起，阿雷纳斯、阿鲁法特、富恩特斯和其他一些人被彻底赶出了文化生活。之后，文化领域的情况就完全清楚了：要么驯服，要么沉默。
但是，说真正的艺术和文学，特别是文学，已在古巴消失，那是不真实的。
以前我们曾说过，这方面的僵化只是出现在官方的文化领域中。现在很显然，除了印刷和出版，在古巴继续有人在构思和在写作。地下创作——往往是监狱里——经常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它是在这样一个阴暗时刻能真正代表我们人民的唯一创作。
我们非常有幸掌握了这种地下文学创作的第一手材料。
这种文学作品是卡斯特罗主义的最大敌手，政府知道这点，为此，总是千方百计地迫害和恐吓它们的作者。我们认为，这些文学作品达到了美洲最可尊重的传统的高度，回答了美洲人最宝贵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