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报》刊登徐速文章：《我看〈王昭君〉》

【香港《明报》９月１４日刊登徐速的文章】题：我看《王昭君》
曹禺的历史剧《王昭君》来港演出，对于香港文艺工作者自然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观摩机会。因为话剧属于纯文学范畴，而且在我的印象中，曹禺剧作的文学价值似乎更高于它的“艺术成就”。
剧本创作与编导技术是专门的学问，不敢妄加月旦，只觉得它的舞台设计，的确有很大突破，那是与过去的重庆时代比较而言，但与圆形舞台及现代剧的设计相比又觉得保守了。不过，匈奴人的服饰帐幕，有失大漠胡骑本色，这也许是所谓“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特点，在效果上较诸《丝路花雨》逊色得多。
人物造型以蓝天野饰演的呼韩邪大单于最成功，外型好，气派够，威仪中仍然保持粗犷气质。王昭君的扮相不如想象的美，缺少“汉家公主”雍容静穆的风度，还带有浓厚的样板戏的女性味道；但歌声甜润，为枯燥而平板的“话剧”生色不少。可惜歌词简陋，来来去去还是“长相知，不相疑”，如能借此唱出人民在战争中的痛苦，汉胡一家的理想，改昭君怨为昭君愿，岂不一举数得。
功力表现孙美人的“创造”，应该是曹禺功力的突出表现，这个人物不但生动了场面而且暴露了宫廷的罪恶，也深刻的表达了王昭君的自愿和番的思想根源。演员赵韫如当年在重庆演慈禧太后，名噪一时，后来听说赴美深造，从此杳无下落，想不到今日复见于剧场，令人有不胜沧桑之感。
总的来说，《王昭君》的演出算是成功的，看来我们的戏剧大师的匠心仍具，宝刀不老。
唯一令人遗憾的，全部台词洋味十足，颇有置身莎剧剧场之感。匈奴人讲汉语，或者说得过去，但汉人语法，于“现实”未免不符，曹禹向以“生活语言”见长，《雷雨》《日出》的生动语言哪里去了？难怪有人怀疑恐非出自他的手笔。
王昭君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汉书》、《后汉书》上都有记载。由于戏曲、诗词的传播，在群众中早已形成固定而鲜明的形象——一个美丽、娇柔、幽怨但敢于向命运挑战的女性。
王昭君是一个天生成的悲剧人物，从毁家、入宫、远嫁、到老死异域，这个十九岁的姑娘负荷了世间多么悲惨的遭遇，而曹禹要在她的脸上装饰花朵的确很困难。虽然，他使用了“民族团结”这个冠冕堂皇的手段，但仍然缺乏令人置信的说服力。
改变形象曹禺对于王昭君和亲思想的培育很费心思，他借着姜夫人的训导课程，由王昭君自己提出了庄子与屈原来武装她的自由思想并作为献身和亲事业的理论根据。这个办法实在不大恰当，就算王昭君读通了老庄与楚辞吧，逍遥篇的“大鹏一飞九万里”勉强可以象征自由精神，但忘了她也会去吸收“曳尾泥龟”的逆来顺受的哲学观念。屈原的“虽九死而不悔”的忠君爱国情操，勉强可以加强她的赴难意志，但泽畔行吟的悲惨下场不是比孙美人更刺激她的幼稚心灵么？何况，懔于董仲舒的“黜百家，崇儒术”的学术运动，王昭君不可能在宫中读到这些杂书的，可是，曹禹并没有在六艺中寻找教材，是不是在他创作剧本的时候，听到围攻孔老二的信号了。
曹禺也直爽的承认是“领会周总理的意思，用这个题材歌颂民族团结”，有人批评是“遵命文学”，我想这是不大适当的，凡是剧作家都有兴趣尝试各种题材，自然也不会排除“民族团结”的主题。问题不在这里，而是他自作主张要“擦掉王昭君的眼泪。”
给王昭君擦眼泪谈何容易！“千古琵琶作胡语，分明幽怨曲中论”，连琵琶这个乐器都带着悲剧的气氛，红线女就凭着一段出塞唱词倾倒百粤观众，改变这个形象实在是挨累不讨好，也无此必要。
老实说，曹禹这个主观正是大陆一般戏剧的缺点。《智取威虎山》只是训练了一个月的滑雪部队，就可以摧敌攻坚，《沙家浜》不用《芦荡火种》的里应外合，而采用一排兵直接打进人家的司令部，这如何得到戏剧效果。
果然，曹禺在这方面聪明的使用了障眼法，为了避免昭君出塞的镜头，将剧情从汉宫一下子跳到匈奴的龙廷，再一下子跳到热爱大草原，这个节奏太快了，快得叫观众无法接受。我很奇怪，曹禺为什么不叫昭君爱上大青山，大青山也许还有她故乡的影子，因为“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王昭君来到匈奴龙廷，并不快乐，也可以说从一个精神监狱转移到另一个精神监狱，呼韩邪与手握兵权的野心家温顿的政治斗争日益白热化。其实这个斗争老早就开始了，王昭君在建章宫就看在眼里，如果她的眼泪是咸的，现在更要加上点辣味了，斗争的矛头指向她，她只有一块不可靠的爱情盾牌。
王昭君的得以终老异国，从史实上看，倒不是她的和平理想或理论感化了匈奴，而是匈奴当时的孱弱，不能打；呼韩邪老了，不敢打。否则，不但主战派的温顿会胜利，连呼韩邪也不会去长安。
历史的真相就是这样残酷的。
王昭君嫁了单于后，生了一个儿子，过两年就做了寡妇，想回长安，汉帝不准，只有随胡俗再嫁给呼韩邪的大儿子，又生了两个女儿，送一个去长安给皇太后当侍女，后来被王莽杀掉的“侍子”可能是王昭君的骨肉。“独留青冢向黄昏”，王昭君生前的泪水，滋润了她墓前的青草。
曹禺没有抹掉王昭君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