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文章：《勃列日涅夫的遗产：稳定、安全──也许是停滞不前》（完）

这一事实增强了每一个苏联公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即使他不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哈佛·乌拉姆说：“苏联的一位爱国者认为，国家的职能在于使国家尽可能地强大。他记得沙皇俄国在世界第一次大战中打了败仗；可是现在他的国家成了两个在全世界拥有最大影响的国家之一。这可说是对他心头痛苦的一种慰藉。共产主义不管给他个人带来什么遭遇，已经使俄国成了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
再者，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志们没有采用大规模恐怖手段和大批清洗的办法把国家建设得强大了。他们实现了十六年的政治稳定局面——英国历史学家列昂尼德·夏皮罗说，这是“自革命以来第一次这样的时期”。赫鲁晓夫尽管在许多方面是为人更为同情的人物，可是他今天下令实行改革，明天又决定废除，正象他的同志加夺权者所说，净干一些“头脑发狂的计划”。在他之前，斯大林政府靠屠杀治理了二十五年，至少有二千万人死于集中营、监狱和饥馑。在那以前，便是内战、革命以及沙皇统治下数世纪动乱的时期。勃列日涅夫的领导至少一度使苏联历史上的动乱恢复了某种秩序。这一点肯定会博得大多数人民的赞赏。当然，现领导还没有找到一种办法使食品店里肉食供应不断，百货公司里衬衣充满货架。他们在过去的十六年里也没有放松镇压。尽管如此，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生活纳入了始终如一的按划定的框框行事的标准，而不是赫鲁晓夫古怪离奇的自由化和斯大林无情恐怖的极端做法。对于许多苏联人来说，这种生活是令人宽慰的，特别是在他们的国家在国外赢得新的威望和权力的影响下。
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的标记始终是：扩张的对外政策、庞大的军事力量加上国内政治持续稳定的时期。哥伦比亚大学的比亚勒说，“我认为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苏联历史上一段最美好的时期。很有可能，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说，这是苏联历史上最伟大、最美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这个社会第一次能够既享有大炮又有黄油，把生活水平提高了一步，并在军事上同西方建立了均势。他们有很多问题，但是没有一个问题酿成一种制度上的危机。因此，总的说来，这是他们历史上极其成功的时期。这也不是一段短暂的时期。勃列日涅夫在职期间比罗斯福还要长一期。这是一个整个的时代。”
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既没有为移交权力，也没有为整个社会的前途作好准备。许多苏联人在感到这个弱点之后担心今后的日子会更加艰难。《时代》杂志记者内冬说：“政府官员们私下承认，经济状况一团糟，毫无疑问情况会变得更糟。人们中间出现了一种忧虑的气氛。人们现在都在看着在目前的年迈、多病和缺乏灵活性的寡头统治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人们的希望是能出现一种更大的活力，如果在勃列日涅夫本人去世之后还不能出现的话，那么经过一个短期的、过渡性的继承者之后，最好能够出现。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希望罢了。”
实现这个希望的可能性极小。一个原因是现领导和整个领导层缺乏活力。一个管理班子，除非其成员一个一个地死去，否则就不能够、也不愿意把权力交给年轻一代的管理人员，说得明确一些，这样一个管理班子本身就犯了管理不善的错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政治局好象是一个年迈的董事会，这种董事会没有强制性的退休政策，没有适宜的养老金计划，也没有给予退休的董事以荣誉的传统。因此，每个董事会成员一直干下去，随着他的头脑越来越僵化，眼光也就变得越来越短浅。这样一家公司不管规模多大，力量多强，都不会把它作为一个长期投资公司来加以推荐。没有理由期望勃列日涅夫死后的领导集团的成员或在此之后的领导集团一上台会改组这种老人政府。不管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取得了别的什么成就，但是它没有作任何努力来改进下列问题：制订经济计划方面权力过份集中；官僚政治的僵化和机构臃肿；以及谁阿谀奉承小心谨慎就给予政治上的庇护，谁主张革新就打击谁等问题。苏联生活中的这些事实几十年来一直使国家的活力受到窒息，现在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侵入到制度之中。效力低下和缺乏灵活性不仅在经济方面已经制度化了，而且在政治制度本身也已制度化了。
解决这个问题几乎可以肯定将意味着苏联社会本身的结构以及它的思想基础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要做这一点将需要有某种程度的远见和勇气，但迄今为止，社会制度一直压制着这种远见和勇气，要解决问题还会冒这样的风险，即它可能引起突然的意料不到的变革和动乱，而这两种东西在这个国家都是令人厌恶的。然而，尽管俄国人谋求秩序和连续性，但是他们以前使世界感到吃惊，也使他们自己感到吃惊。他们可能会再次使人们感到吃惊。邱吉尔正是在承认他无法“向你们预言”苏联会采取什么“行动”的情况下于１９３９年发表了著名的讲话：“俄国是一个神秘的谜中之谜。”他还说过一句人们不太记得的但同样是尖刻的话：“但是也许有一把打开这个谜的钥匙，这把钥匙就是俄国的国家利益。”４０年之后，苏联仍然是个谜，甚至——也许特别是——对它自己来说仍是个谜；而且它仍在设法通过弄清它的利益所在来打开它自己前途的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