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文章：《勃列日涅夫的遗产：稳定、安全──也许是停滞不前》（二）

日常的苦工和这种体制表面上无法根除的低效率对社会风气有着一种腐蚀作用。酗酒这一问题越来越严重。烈性伏特加不但是苏联工人旷工、工伤事故、生产力低下的主要原因，而且也是造成离婚和犯罪的主要原因。
莫斯科的报纸报道，在年轻人当中酗酒和犯罪
——或如人们所称的“流氓活动”在令人不安地增加。苏联的父母亲在同西方人交谈中公开地对年轻人愤世嫉俗的态度、贪得无厌、实利主义和“资产阶级观念”表示不满。
中学教师古谢夫在《教师报》中撰文表达了一种共同的担心：“当我问我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夏天在一个集体农庄干活时，我感到惊讶。他们的回答几乎全部是‘买’和‘弄’紧士裤、手表、摩托车、录音机。为什么我们许多年轻人对挣钱变得如此心切呢？”
其答案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因为诸如闹革命，主持正义，建立一个真正的平等社会的热情在苏联早就变得衰退了。青少年和学生们比他们的父母亲更全面地吸取了苏联生活中最令人沮丧和使人幻想破灭的事实。一个事实是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大学和技术学院里，学生们看到他们同班的几个同学享有特权，可以做理想的设计课题，最后得到理想的工作，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亲地位显赫或者社会关系优越。在这种制度下，才干、智能和勤奋确实为你提供了晋升的机会。但是，地位、门路、骗术和冷酷无情也能向上爬。
苏联教育的教训之一是：人们必须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义，一个人具有共产党的党籍是一笔巨大的财产，可是要成为一个马列主义的真正信仰者也不一定是必要的，这在那样一种社会里甚至会带来不利，因为在那里有权有势比起思想纯洁来，更受人们尊敬，并会得到更多的报酬。一位研究苏联问题的英国外交部专家认为，这个国家“缺乏用以对付未来很多挑战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活力”。
意识形态在苏联生活中，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确实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反映意识形态的招牌比比皆是。全国到处竖有巨幅标语牌，在高楼大厦、在高速公路的交叉路口，牌子上面用红底白字写着：“光荣归于劳动”，“光荣归于苏联共产党”。但是路上行人不论步行还是乘车都不会理会这些。实际上，在日常的谈话中，除了常用的“光荣属于上帝”这一常见的词句外，从来没有一个人使用“光荣”这个词。然而国家仍然每年都要把标语牌粉刷一新。
人们在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或者去电影院观看电影时，到处都要受到宣传。但是，苏联公民们在不断实践的有生之年，头脑里都安上了过滤器，过滤掉意识形态方面的不良影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娱乐方面或者实实在在的新闻上——只不过是报上刊登的事实而已。
他们对于有关当前国际时事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解说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对于本地区未来的苏维埃会议选举中谁可能当选也很不关心，因为所有选举都局限于单一的候选人名单上面，几乎不会有什么人漏掉。总之，宣传已成了苏维埃社会必不可少的衬托。
苏联领导人也知道老百姓对此充耳不闻。勃列日涅夫就抱怨说，国家“那些强大而设备精良的宣传机构”工作做得很不好。像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那样，该政权显然对日益增多的酗酒，犯罪，离婚以及青年问题等一些社会弊病感到忧虑，这些弊病与其说是意识形态方面出了毛病，还不如说是社会纪律方面出了毛病。同样令人关切的是，这些问题恰恰发生在苏联比以往更易受到西方鼓动和宣传腐蚀侵袭的时候。“美国之音”，“自由电台”，“英国广播公司”和“德意志电波电台”用俄语和苏联其他民族语言进行的短波广播一般说来提供的都是可靠的报道，而不像莫斯科对全国进行定时新闻广播的“灯塔电台”那样，对于苏联国内发生的事情大多塞进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西方国家的电台还播送一些特写和采访记，让苏联听众了解一些诱人的资本主义生活，同时还播送一些迷人的摇摆乐曲和民间音乐，这些音乐很受苏联青年的欢迎。但是，尽管苏联人有着种种困难，不再抱有幻想，尽管他们对外部世界充满迷恋，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基本说来是不过问政治的，当然也是爱国的。对苏联人来说，西方丰富的物质，舒适的生活和蓬勃的生气比西方的民主价值、知识分子享有的自由以及它的政治制度更富有诱惑力。
一般人对持不同政见者有反感，一个原因是，在历史上，政治上的闹事者常常被关进监狱或以死告终。六十年极权主义的统治已使大部分苏联公民变得逆来顺受。又由于苏联目前社会和经济方面出现的种种弊端，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出现了这么一种相当普遍的情绪，即苏联领导集团采取的镇压手段还没有达到足够严厉的地步。（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