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泰晤士报》评我人大会议

说这次会议标志着四年过渡时期的结束，八十年代经济计划草案预示着可望保持稳定
【英国《泰晤士报》９月１０日社论】题：毛以后的四年
在毛泽东于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逝世以后，中国显然面临着一个新时代。毛泽东去世以后这四年可分为两半。头两年，华国锋清楚地看到，经济是当务之急。他大力抓经济。后两年，邓小平在七十年代第二次复职，他使华先生同他一起重新采取比较合理、不那么注重意识形态的经济政策。邓先生及其大多数同僚在１９４９年以来为之奋斗的中国重新走上了轨道。
北京的人代会已经具有比过去更坦率地承认一些缺点的特色。邀请各国外交使节和外国记者出席某些会议是又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化。这是一个比较开明、不那么神秘、显然不那么骄傲的中国，因为它已经抛弃了毛自以为是的态度；是一个愿意承认它的问题成堆、愿意听取外国人意见的中国。北京的这次会议标志着四年过渡时期的结束，同时，八十年代经济计划草案预示着可望保持稳定。
值得怀疑的是，这样的计划在九十年代是否会继续贯彻下去，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很可能变动的。对邓先生来说幸运的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共产党人眼里从来不是妖魔，因此，我们也许会期望出现这样一个中国：不受旧的、死板的经济方式的束缚，摆脱了“极左主义”，而进入高生产率和市场经济，且不提象赤字财政、国际贷款、外国投资以及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未知的领域。目的是什么呢？既不是某种不明确的、要求大家作出绝对自我牺牲的乌托邦，也不只是中国与世界先进工业国相等，而是华先生向代表大会所保证的，使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在去年的代表大会会议上，以及在目前这次会议上，改变是由于汲取了痛苦经验教训而建议作出的。人们提出了建立法制的要求，去年的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自今年１月起生效——实现了这一要求。现在将提出有关民法和处理劳工、工会和工作场所的新立法的细节。毛的错误中的一个相当严重的错误是，他在管理党或象人民代表大会这类非党机构时不理会民主规则。
与过去的一个较为肯定的决裂是打算“明确而有效地”把党的工作与政府的工作分开。在五十年代周恩来的领导下，很幸运地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他很快发现他的努力受到阻碍，而在他的最后十年中的悲惨事件使这些努力完全失败了。赵紫阳先生至少应该没有什么障碍。不过，提到了党和政府，却没有回答国家的第三要素——军队——的问题。意味深长的是，军队在这届代表大会上有十分充分的代表，占代表人数的七分之一。军队作为整体或作为各个部分，自从１９６６年以来在一切政治变化中一直是活跃的力量。
邓所打下的基础看来还是很牢固的，足以经受住可能刮起的任何风暴，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群众、农民或城市居民，在过去两年中都享受到了拖延已久的物质利益。
现在掌权的人深信，他们现在是在纠正过去２０年中的错误。他们在这方面得到人民的支持。他们还确信，他们把重点集中于经济是对的。这些领导人是为革命献出过生命的那一代人；他们看到革命在哪个方面使全国人民感到失望，过分的革命热情是怎样转移了中国的目标的。他们正忙于改革这一切。他们肯定认为，现在不是开展新的、大规模的、后果无法预料的政治辩论的时候。
然而，每个大城市的十字路口处都写有简练的格言：“实事求是”。现在，优先考虑的是经济现代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