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报文章：《中国管理人员正设法闯过难关》

《加勒特观察中国新的工业革命，发现一方面存在很大压力，另一方面又取得不小成就》
【英国《金融时报》文章】题中国管理人员正设法闯过难关，副题：鲍勃·加勒特透过帷幕观察中国新的工业革命，发现一方面存在很大压力，另一方面又取得不小成就（原编者按：中国现在由于将改善管理作为刻不容缓和急待解决的问题，新成立的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已经开始有选择地同一些西方管理组织打交道。最近到中国进行了三周访问的英国经济管理教师协会，是首批受到中国接待的代表团之一。英国代表团由来自工业、咨询机构、商业学校、大学和科技部门的成员组成。它除同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举行直接会谈外，还会晤了遍布中国各地的几十个工厂的管理人员和在中国主要大学新设的企业管理系的研究人员。所以它得以窥视正刮遍中国工业部门的声势颇大的改革之风的全貌。代表团团长鲍勃·加勒特撰写了下面的文章，研究工业改革中的一些潜在问题。）
车间里一半以上的机器，在几串暗淡的电灯光下，闲置在夯实的土地上。在那些开动着的机器周围，站着一群工人，他们的行动由于工厂布置混乱而受到了阻碍。在另一个机器库里放着一年前制造出来的十台车床，但仍在等待着顾主发来用以交换的产品。
在距此差不多一箭之地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迥然不同的情况。在一个灯火通明的现代化大厅里，水泥地板上精心放置着最现代化的电控机床。那里的工作人员就少得多了，其中许多人讲流利的英语。
两个工厂都在上海的东北部。第一个是江湾公社的，第二个是国营上海机器制造厂的。它们是代表中国新兴的工业革命的一个缩影：在杂乱无章的状况下发展起来的传统合作工厂；精心计划、新配备了世界水平的设备、制造先进产品、现在被定为“重点”的企业，部分地代表着政府优秀人材治厂的思想。
然而，两种企业虽然起点很不相同，但都必须重新考虑它们的态度和实践，以便为北京关于到２０００年把现在的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增加两倍多，达到１，０００美元的新的国家目标做出贡献。
这一目标是今年早些时候确定的，是继粉碎“四人帮”后政策改革的部分结果。它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使他们重新考虑对工业化的态度。
在全国范围内宣布的“经济调整阶段”中采取的这种“务实”政策，包括许多成份。其中两个最为明显的成份是：工业重点从生产重工业产品转向生产消费品；开始从中央计划和控制转向权力下放，各个企业实行自主。
各个企业和工人认为，新理论的最为明显的表现之一是实行奖金制度，以实现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标：提高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改善工作安全条件、提高材料利用率和普遍加强控制成本。
在放松国家经济计划严格控制的同时，也给各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带来了压力，他们必须学会解决企业内新的经济问题的本领。
传统的重点是坚定地放在完成国家生产定额上。现在鼓励每一个企业创造过剩的产品，向别的企业出售
在一个产品需求很大的国家经济中，这可以简单地通过传统的买卖和登广告加以实现。但是目光更为远大的中国管理人员和教授们认识到，要实现企业的任何真正“管理”，必须经过两个基本的和相互联系的过程：完全按西方理解的那种设计和贸易。
同样，虽然在中国当前流行的管理思想中似乎还不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即一个企业应该是一个具有自己的科研人员、情报系统、资源和市场的独立经济单位，但是有迹象表明，人们日益认识到，在当前对待“管理”的态度中有某种不正确的东西，而问题的根源可能就在于国家同各个企业间的关系。
特别是，某些企业内部（尤其是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内）的管理人员开始感到需要改变财务概念了。目前，一切出售价格都由国家确定，而投入的成本又不根据价格计算，所以每个企业的财务情况都不是用西方那种利润观念来衡量的。在许多中国的管理人员看来，“利润”这个字眼似乎是只适用于超过国家定额的过剩产品。“务实主义”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效率较高的“重点”工厂实行物质刺激尽管中国在过去的十年中出现了政治动乱，国营上海机器制造厂成功地逐步把其生产在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两个方面都提高到了世界水平。
由于该厂生产成绩优良，它被国家经济委员会定为“重点”企业，并鼓励它在现在对中国工业非常重要的四个方面发挥一种“先进典型”的作用。这四个方面是：鼓励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对工人参加管理的新的探索；实行企业自由，出售一些国家定额以外的产品。
中国现在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在文化革命鼓励下过多使用没有受到足够训练的人员的做法，采取一种更接近于西方的有组织的工业经营制度。
正在利用重点工厂为工业现代化运动的先锋。鼓励这些工厂在工结构和工程序方面进行实验，在国家（宏观）经济商单个企业（微观）经济的关系（这个关系在中国工业中还几乎不为人所知）方面进行试验。
上海这家工厂同其他地方一样，为了达到国家关于提高产量和质量及改善工人参加管理水平的新的要求，彻底抛弃了过去的法。通过实行奖惩制度，在小和个人两个方面开展竞争。
在缺钱的经济中，这种奖励和惩罚大大发挥了用。
上海许多工厂的活动都有一种“授教公司”的味道，虽然工厂职工不愿强调这一用。１９７０年以来，该厂已向其他５家工厂派出了２，６００名工人帮提高工厂水平。
这种思想和实践的迅速传播，证明是发展那些经营得较差的机床厂的一个强大因素，也是它们可以尽快加以利用的有效“研究”源泉。这家工厂目前正在学习西方和日本的办厂思想，进行全面质量管理，质量、循环和价值分析这些观念也被引进试行。
“重点”工厂的第四实验领域，即给予工厂在国家定额计划制度外出售部分产品的由。上海这家工厂用它的产品的８０％就完成了半年的国家定额。这就还有２０％的剩余生产能力，这种剩余生产能力被混乱地认为是“利润”，这是我们在中国各家工厂中发现的一个定义，虽然这似乎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这一部分剩余现在可以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向国内外其他有关企业出售。所以需要登广告。甚至在近几个月中开始利用推销代理人来推销其剩余产品。
工厂的管理人员们希望通过这种销售方法获得大约３０％的“真正”利润，他们将用以研制新产品和扩大出售，并且进而能够奖金刺激更加吸引人。在混乱的公社中实行刺激距上海机器制造厂仅几公里的地方就是江湾公社。它与该厂情况迥然不同。它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单位，有己的农田、工厂、医院、托儿所、幼儿园、修理场、房和银行。
这个公社以农田为，为上海提供日用蔬菜和食品。公社己进行养牛和养的研究，为公社生产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生产蔬菜和蛋白质食品方面，江湾公社是非常突出的，但当涉及它的社办工厂时，不论是就身而言，还是同上海机器制造厂一比较，则完全不同了。在中国，象江湾公社这样的工厂数不胜数，它们都存在结构上的巨大问题。
这个公社的工厂是农机制造和修理兼而有之的混合体，有翻砂车间，有承包城市较大工厂零工的小型车间。这些活动展示了这个公社从初的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
如果说上海机器制造厂是一个精心安排的织的话，相比之下江湾公社的工厂就是在漫无目的的况中发展起来的。它们完成国家定额，并且通过经营有利可图的副业努力使公社“富起来”，但公社这些小厂的设计、布局、机器利用和管理在一个西方的生产管理人员看来是很可怕的。
似乎缺乏一批监督人员、技术员和中等管理人员，所以不能顺利地解决协调和重新分配源这种经常出现的重要问题。工人们努力工，但工条件却暴露了“力更生”的遗产，己制造机器和建工厂厂房，对工人安全和污染控制都不予够重视，所以也就不加以认真对待。
现在人们认识到，虽然社办工厂在安置地方就业和为公社提供额外收益方面有成效，但在机器、原料和劳力使用方面却效率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