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文章：《从四川看中国新经济政策》

【日本《读卖新闻》７月６日刊登该报驻北京特派员星野享司的文章】题：从四川看中国新经济政策
现在，中国正在全力进行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企业扩大自主权。四川在这方面跑在第一。记者这次到四川的省会成都及重庆实地看了一下，觉得两市的企业经营和经济状况的活跃情景，在保守的北京是看不到的。
确实，在试行的过程中，虽也出现劳动者收入差异新的矛盾问题，但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关系到实际利益等的一连串措施，确实鼓舞了工人和农民的干劲，受到了人民的欢迎。四川这个既非苏联型，又非南斯拉夫型的新型式的“明天的中国经济”，使人能感觉到它在胎动。
去年三月，重庆２６家国营农场，公布了作为典型事物而诞生的“长江农工商联合公司”获得的令人惊异的收入。这个联合公司有从业员九千人，以生产和加工牛奶、水果、淡水鱼、茶为中心。建立联合公司的目的，是因为过去这些国营农场只生产原料，赤字累累，但经过联合经营加工之后，转变为从加工到销售等在内的综合性的多种经营，顿使沉滞的农业经济出现了活力。
联合公司建立后仅仅一年多，建起了三十多家加工工场、生产果汁、乳制品等四十多种产品。此外，还搞造纸、鱼网、塑料等多项生产。结果只去年就盈余１７０万元（人民币），这同国营农场时只得四万元相比，简直是“超高度增长”。除了交税等之后，拨纯利３６万元，作为扩大设备投资及福利和花红等。工人月薪从国营农场时的平均４０元增加到５０元，每人每年的花红最高额可得２００元，偷懒缺勤的人按章扣去工资以示处罚。
这种令人惊异的经营方法，是采取集股的方式，公司在新建加工工场时，从附近的人民公社、生产队，用股票形式筹集现金，如以现物（土地或原料）形式入股也可接受，发给证券，分配花红。大股东是公司，生产队所占约为２０％左右。
７月通车的重庆长江大桥的对岸，预定要建设专卖公司的“南坪商场”，总资本额２００万元，其中５０万元由当地人民公社投资，每股２００元，公社提供土地和劳力的７０％。
超高度增长的秘诀之一，是销货部门的充实，除在重庆市内设有３０处零售店外，还同全国１８个省市的４０个流通部门保持销货联络。今年５月，还同日本企业签订了栽种食品染色用植物的合约，连“外资”的引进也在考虑之中。
像这样大胆的经营方针，除一部分需要经过省的批准之外，其余只需市的同意即可。相当于总经理的是前任重庆市农垦局局长。如果经营不振出现赤字时怎么办？国家和市政府不予救济，最多只能给予五年税款缓交。
但重要的是，过去在国营农场时代自国家领取工资的“受薪农民”，今天在联合公司中工作，因为与生活收入密切有关，干起活来非常认真。
晌午时分的成都市中心区，长达一百米的马路两边，开满了卖肉卖菜的店，挤满了顾客。店员都大声地招揽生意。从郊区人民公社来卖豆芽的一个老人说，“农闲期内，每月来四、五次，一个月可以卖五、六十元，利润十几元，生活好得多了。”
北京的自由市场设在郊外，规模被限制得很小。而成都就堂堂的设在市中心区，品种也多得多。
成都郊区簇桥人民公社是水稻小麦的产地。去年采取了养猪养鸡由个人包工制，农民的劲头一下子就提起来了。这个拥有７００户、２，７００人的公社，共有１１０个生产队，除了５个队之外，粮食生产全部由“作业组”包起，各生产队有２到６个生产组不等，一组的劳动力从２０人到４０人。公社与各队之间订立合约，超产部分可提５０％的奖金，减产时就要扣２０％的罚款。
包工制实施后，去年每人的平均收入比前年增加７０元，达到１７３元（在四川这是中等以上），最高的达到８００元。
由于执行生产第一主义，自然会引起收入的差别。
这同人民公社过去根深蒂固的搞平均主义的做法相距很远了。过去是上面分配种植计划，现在由生产队自主种植。自留地比例，已从１９６２年的４％，到今年１月增至１２％。省方面最高批准可以有１５％的自留地。
增加自留地的同时，还奖励多种经营和多搞家庭副业以增加收入。全公社养猪２２，０００头，其中三分之二属个人所有。国家按计划收购的多余部分，任由农民拿到自由市场出售，现在成都市区猪肉之多，比国营肉店的价格还低。
农闲期内也允许个人从事商业。许多人到工厂去当临时工。
去年，四川省选择了１００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其中成都钟表厂（工人５，０００人）因完成生产指标得到５％的利润，同时还从国家得到超产部分２０％的奖金。
由于该厂的产品销到瑞士、美国、西德等１９个国家，今年可望获得外汇储备权。
工厂扩大的自主权有：生产计划和利润的处理自己决定；企业的最高决定权由“工人代表大会”掌握；厂长负责领导经营、干部的调换；不良工人的处分，由工人大会决定。
该厂的熟练旋床工人蒋先明（３３岁），月薪５０元，去年拿到的奖金３９０元，这并非超时间出勤所得，而是在八小时工作之内赚到的。（转载香港《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