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闻日报》文章：《从底特律看到的两个美国》

原文提要：生活舒适的美国中产阶级坐满了共和党代表大会会议厅，而失业者却在外面排队要求救济。两个阶层之间的差距可能成为一个雷区
【美国《新闻日报》７月１８日刊登莫耶斯的文章】题：从底特律看到的两个美国
如果你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想要了解美国人的情绪，你首先必须问“是哪一个美国？”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是一个美国。
以白人、男性、新教徒和西欧血统为主的这些人代表企业界和职业阶层利益。每五人当中，有四人的收入为每年二万五千多美元，每五个人当中，有两个人的收入为每年五万多美元，有３％是犹太人，３％是黑人，２２％是天主教徒，０．２％（１９９４名代表中的４人）是工会负责人。
他们在美国已获得成功。他们过着舒适的生活。底特律广场饭店走廊的早餐室里，一个鸡蛋卖１．７５美元他们吃得起。他们也可以在房顶餐馆里就餐。广告说：在房顶餐馆，“全世界真的围着你转（就这一点而言，记者们也可以挤在那里，实际上代表大会也在围着这些人转）”。离饭店几个街区远的地方还有另一个美国他们是工人阶级。他们取消了种族隔离，他们靠抵押度日，忧心忡忡。他们这些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已失业。全国有数百万人失业。但是，底特律的失业率两倍于全国平均失业率。有那么多的人被解雇，以致不得不加设许多安置失业人员办公室。
前几天，我走向失业者排成的长队，找人谈话。他们愁眉苦脸、内心痛楚、不知所措。但是他们并不自怜一个３０岁上下的黑人妇女对我说：“我的要求只是恢复我的工作。我要离开这个队而回到装配线上。”她原在福特汽车厂上班，差不多是九个月以前失业的。她曾２５次申请别的工作，都失败了。
一位５０岁左右的白人妇女排队已一个小时，手里领着１０岁的孩子。她说：“我已经干了一辈子活。这是我第一次被解雇，虽然我已经付了钱——交了税、交了失业保险金和工会会费——我不愿意要政府的救济。我要工作。”
站在她背后的是一对夫妇、都是汽车工人、都已失业、都是五十多岁的人。这个妇女说：“我们的情况还不算坏。我的丈夫是个钢铁工人。他能够在附近干一点零活，挣到几个美元救救急，可是，我们的两个儿子可就苦了。有一个已经被解雇，还有一个即将被解雇，他们要偿还押金已经债台高筑。他们是在几年前当一切都是繁荣兴旺的时候出去工作的，并且买下了房子。现在我怀疑他们是否能保得住房子。”
米利在鲁日河汽车厂附近迪尔本开设的冷饮店里谈及经济衰退如何损害了她的生意。
“一年前，我雇了五个姑娘站柜台，还雇了一个勤杂工。现在我雇用的姑娘只剩下两个。我自己成了勤杂工。过去买两三瓶啤酒的人，现在只买得起一瓶了。他们甚至不再来了，因为他们对于自己处在这样的困境感到难堪。……如果经济衰退再持续两个月，我就会被埋葬了。因为，我现在靠我的牙撑着，而我的上牙已经松动了。”：
还有更糟糕的故事：一些失业的汽车工人的妻子在这种压力下流产了或离开了家。一个约２５岁的工人的老婆、孩子都离开了他。他不愿意让记者用他的名字，因为他在当地的一个食品店兼职，他每周拿到３０美元的额外收入，这可能影响他每周从州政府领到的１１９美元的失业救济金。但是他对《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说：“我已经节衣缩食到最低限度。我遇到这么多头疼的事情和困难。我对我的妻子说，这些困难不是我们造成的，是制度造成的。可是，她带着我的儿子回娘家去住了。我不得不领食品券。我恨食品券！当你进入食品杂货店的时候，那里的职员用看待一个骗子的眼光盯着你。”
在另一个失业人员安置办公室里，我遇到一个黑人青年。他去年被军队开除了、至今仍未找到工作。“老兄，我曾为我的国家效劳，可是我找不到工作。我来到这里，排这个队领票券，再排那个队兑换现金。我一直在想：难道情况就是这样吗？难道这是应有的结局吗？”
２０年前，记者白修德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危机”，街头上到处都有和平示威、大学校园沸腾起来、黑人区也沸腾起来，美国似乎已经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白修德对纽约宣传工具在形成当时那种看法方面所起的作用感到关注。
今天我认为，“文化危机”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危机——我们的实际生活方式中的鸿沟。这个鸿沟是如此之深，以致我们大家似乎成了讲外国话的不同国家的居民。这个鸿沟不是纽约和其他任何地方之间的鸿沟，它几乎是无所不在的。你们在整整一周内，在从底特律播出的电视节目上已看到了造成这种现实的那个美国的现实。演员唐尼和奥斯蒙德以及其他表演者都歌颂了这个现实。
但是，在底特律，人们几乎不承认或看不到另一个现实。失业者排成长队、靠食品券为生以及酒吧间似的殡仪馆的世界，在底特律不为人们所看见，不是出于麻木不仁或偏狭。这只不过是由于没有经历过的现实就是没有感觉到的现实。
我手头有哈里斯和扬凯洛维奇的调研资料。他们一直在深入调查美国舆论。哈里斯说人们越来越有这样的情绪：经济衰退将日益严重、通货膨胀将持续下去、个人储蓄将消失。扬凯洛维奇说，在过去五年中，人们对经济前途的不满情绪倍增。如果钱存不起来，家养不了，我们就转而求助于贷款，以此作为镇静剂。
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８０年，未偿清的贷款与净收入两者之间的比率已经增加了一倍半。华尔街的领袖考夫曼把个人和企业界所负的巨额债务称为“国内财政的导火线。”
３０年前，我们７０％的家庭有一个有工作的父亲，一个当家庭主妇的母亲和一、两个孩子。今天，我们的家庭中只有１５％是属于这种情况。所有的母亲中现在有三分之二的人参加了工作。社会学家们会告诉你，现在每一户需要２．０６人工作才能维持中等的每人平均收入。换句话说，就是爸爸和妈妈都必须工作才能收支相抵。
现在有两个美国，这不错。它们是邻居，却又相距如此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