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冲突问题认识上的谬误

【美国《外交政策》季刊夏季号文章】题：民族冲
突（作者　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副教授叶海亚·萨多夫
斯基）  作者前言　看来，民族冲突已经取代核战争
，成了决策人头脑中最紧迫的问题。但是，如果说昨天那
些擅长“有把握的相互毁灭”的人们犯了超理性的错误的
话，今天预言会出现无政府状态的人们则患有对民族问题
持有简单化的观点所引起的集体歇斯底里症。

冷战结束后，民族冲突大大增加？

非也。有人认为民族冲突最近急剧增加了，从而把
我们带进了一个民族“混战”的新时代。这种看法是电视
时刻不停地在世界各地进行的报道帮助造成的视觉错误之
一。自１９４５年后非殖民化时代开始席卷发展中国家以
来，大多数战争一直都是由民族冲突引起的。虽然冷战结
束后民族冲突的数目在继续增加，但这种增加一直是缓慢
的、逐步的，仍与过去５０年的总趋势保持一致。
然而，在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１年这两年中，一些
新的、非常引人瞩目的冲突的爆发是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
的结果。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各族军队之间
的冲突以及那场使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和塞尔
维亚人互相残杀的惨痛战争都发生在欧洲的边缘地区，很
容易被摄像机所捕捉。阿塞拜疆、车臣、格鲁吉亚和塔吉
克斯坦虽然距离较远，但那里的战争给人留下的印象之深
仍然超过前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的剩余部分。许多观察家把
这些战争误认为一种新趋势的开始。有些人的印象如此之
深，以至于他们开始把安哥拉、尼加拉瓜、秘鲁和索马里
的冲突──人们一度认为这些都是意识形态冲突或权力斗
争──也重新归类，把它们算作民族冲突。
现在看来，伴随着“列宁主义的灭亡”而来的那些
导致一些国家建立的战争只是一些一次性的事件──是一
场突发的大水，而不是灭世洪灾。这些战争有许多已经受
到了控制。实际上，９０年代战争的最明显的趋势是战争
减少了：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和平研究所在１９９６年仅记
录了２７次重大武装冲突（其中只有一次，即印度和巴基
斯坦之间就克什米尔问题进行的慢动作斗争，可算作国家
间的战争），比１９８９年──那一年发生了３３次这类
斗争──减少了。冷战刚一结束，一长串原本看来是没完
没了的斗争便随之停止了。
今天还在继续的战争大多数是民族冲突，但是，它
们大都是持续存在的、迁延数十年未解决的斗争，其中包
括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该组织现在大概已经停止活动了
）叛乱，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争取自治的斗
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悲剧，斯里兰卡内战以及
缅甸、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长期存在的地区暴乱。

冲突大都源自久远的部族和地区对抗？

差矣。长期以来，那种声称民族冲突有其深刻的根
源的说法一直是不介入的标准理由。但事实是，大多数民
族冲突都是“现代仇恨”的表现，大体上是２０世纪的产
品。
卢旺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欧洲人最初发现这
个国家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实行中央君主制的统一国家
了。它的国民讲同一种语言，属于同一种文化，饮食习惯
相同，信仰同一种宗教。然而，他们分为好几个社会集团
，其中最大的集团──胡图人──是农民。而向所有其他
集团收取贡赋的贵族统治阶级则是由图西人组成的。所有
集团都为共同的国王提供部队，而且集团间的通婚并不罕
见。各集团之间是可以进行社会流动的：一个有钱的胡图
人若是买了足够多的牲畜，他就可以跻身于图西人的行列
。人类学家认为，卢旺达的所有集团都属于同一个“部族
”，即班尼亚卢旺达族。
后来，比利时人来了。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占领这个国家时，对那里的体制进行了改造。比利时人决
定通过当地上层人士实行统治。图西人非常愿意同比利时
人合作，以换取对方对他们在当地的权力以及他们接受现
代教育的特权给予保障。以前在胡图人领导下的地区被转
到了图西人的统治之下。在１９２９年之前，卢旺达的首
领中约有１／３是胡图人，但后来，比利时人决定对省级
行政机构进行“精简”，把所有非图西人的首领都减掉了
。１９３３年，比利时人向所有卢旺达人发放身份证，这
样，不同集团之间就无法自由流动了，每个人连同其子女
的身份也就永远固定下来了，要么是胡图人，要么是图西
人。随着殖民统治的不断渗透和越来越有力，得到比利时
支持的图西人对胡图人的剥削达到了以往所达不到的水平
。
到了５０年代，比利时迫于联合国的压力允许卢旺
达独立。布鲁塞尔在为此做准备的过程中，开始让居多数
的胡图人（图西人只占总人口的１４％）分享一部分政治
权力和增加他们受教育的机会。虽然这项政策已使图西人
感到惊恐不安，但它却远远不能使胡图人感到满足：两个
集团都开始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他们之间的对抗也
就越来越具有好斗性了。有胡图和图西两个集团的人参加
的中间派组织逐渐被双方的极端分子排挤出去。现代集团
暴力时代是自１９５９年图西极端分子袭击一名胡图领导
人开始的。胡图人进行了报复，好几百人因此而丧生。由
此而引发的暴力循环于１９６３年１２月达到顶峰：胡图
人屠杀了１万名图西人，并把１３万至１５万图西人赶出
那个国家。这些悲剧埋下了１９９４年那场种族灭绝的种
子。
最近出现的那种民族暴力是正常现象，而不是什么
例外。当然，所有这些冲突中的煽动家们往往为他们的争
执杜撰出一些曲折离奇的历史渊源，但这些有关仇恨的神
话本身大体上是近代的发明。

冲突激化曾足以导致苏联的解体？

不错。一些颇有影响的思想家──其中最突出的是
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参议员──提出了这样的看
法：苏联是毁于民族复旧活动的急剧增多。但是，这种看
法不仅从历史角度来说是不正确的，而且，在政策方面具
有误导的影响。更常见的情况是，国家的崩溃不是民族冲
突的结果，而是后者的原因。
１９９１年之前，在苏联国内，民族意识演变成群
众性民族主义情绪的地区只有三个：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
国，外高加索和俄罗斯本身。俄罗斯民族主义对苏维埃统
治不构成威胁：它在二次大战期间已如此成功地与共产主
义结合在一起，以至即使在今天，列宁主义者和俄罗斯极
端民族主义者仍然倾向于加入同一些党派。在外高加索，
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虽已形成颇有影响的民族特性，
但他们对于纠缠当地的世仇（尤其是同穆斯林之间的世仇
）远比对使苏联解体更感兴趣。只有在波罗的海各国（它
们在１９４０年以前一直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强烈的民
族主义情绪是把矛头直指莫斯科的。
当１９９１年８月的那场政变使共产党陷入瘫痪的
时候，维系苏联的最后纽带便扯断了。使民族主义迅速向
其他地区蔓延的努力是那时才开始出现的。正是在苏联解
体后的这种民族主义浪潮中，车臣、摩尔多瓦、乌克兰等
地才爆发了新的民族冲突或重新燃起民族冲突。然而，即
便是在国家崩溃的混乱之中，民族主义运动也不像许多人
预料的那样强大和暴烈。

比常规战争更残酷、更具种族灭绝性？

不对。虽然这种说法不正确，但真实情况也不见得
令人宽慰多少。就残酷程度而言，民族战争和非民族战争
之间的差别没有什么定式。事实上，在所有类别的战争中
，平民在总伤亡人数中所占的比例都在增加。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平民死亡人数在总死亡人数中占１５％左右。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个比例就上升到６５％了。在二战
之后的大多数战争中，平民死亡人数所占比例均为２／３
或更多。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料，自１９４５年以
来，平民在战争中死亡人数继续增加，到８０年代末已增
至将近９０％，到９０年代则超过了９０％。另外，民族
战争同种族灭绝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性比“常规”战争要小
。现代最残酷的种族灭绝主要不是以民族划线的。相反，
它们的核心目的在于消灭持不同政见者。用新出现的语汇
来说，与其说它们是民族灭绝，不如说它们是政治灭绝。

全球化增加了民族冲突的可能性？

请重新考虑。关于全球化加剧民族和文化暴力的说
法是塞缪尔·亨廷顿等人提出的“文明的冲突”和“即将
到来的无政府状态”等论点的核心。尽管这些看法值得进
一步研究，但初步迹象表明，全球化对民族冲突的蔓延不
起任何实际的作用，事实上还可能抑制它的蔓延。虽然一
些文化评论家担心，《护滩使者》（美国一部收视率很高
的电视连续剧──本报注）预示着一些世界范围的价值观
的崩溃，但是，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证明民族战争的爆发
同赤裸裸的物质至上主义通过电影、电视、广播和收录机
在全球的传播有什么联系。
如果说民主价值观的传播引起了民族暴力，那似乎
还讲得通一点：最近，在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克罗地
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俄罗斯、塞尔维亚和南非的民
主取得进展的同时，各国都发生了民主纷争。但这是一种
自相矛盾的趋势。冷战后时期的一些最激烈的内部冲突发
生在自由度在减少的社会，如埃及、印度、伊朗和秘鲁。
而且，近一时期发生的最严重的民族冲突中有许多是发生
在政权类型不稳定、自由度时大时小的国家，如阿塞拜疆
、波斯尼亚、黎巴嫩、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塔吉克斯坦
。反过来说，在许多情况下，看来政治自由化实际上使多
数形式的政治暴力都有了减少。
对经济全球化的调查得出三个令人惊讶的结果。第
一，受全球化影响最大的国家，即国际贸易增加最多、从
外国直接投资中受益最大的国家不是东亚和拉丁美洲的新
兴工业化国家，而是欧洲和北美的老牌工业社会。第二，
从各种社会中都能看到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民族冲突：它们
并非集中在穷国，也并非异常普遍地存在于实行经济全球
化的国家中。因此，不好的消息是：民族冲突不会随着各
社会的“现代化”而消失。
然而，第三个令人惊讶的调查结果却是好消息：在
发达的、经济开放的、愿意实行全球化的社会中，民族冲
突的残酷程度很可能大大减小。工业社会和正在实行工业
化的社会中的民族斗争往往表现为通情达理的辩论，至少
是局限于一些小组织的政治暴力，如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
临时派和美国的三Ｋ党。最可怕的民族冲突发生在比较穷
的社会，如阿富汗和苏丹。那里的经济失败加剧着政治愤
怒情绪。因此，看来，如果经济全球化能促进一个国家的
繁荣，它也就能降低那个国家的民族暴力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