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载文谈越南经济情况：《错误和灾害：衡量损失》

【香港《亚洲周刊》８月１日一期文章】题：错误和灾害：衡量损失
今年是越南本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水稻产量的指标是２，０００万吨，但是，即使下半年风调雨顺，也只能生产１，５００万吨。南方战争结束后的五年结束了，水稻产量至少比指标低２５％的状况是衡量越南本五年计划的整个经济成效的一个很好的尺度。农业是越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基石。农业部门的失败是造成越南当前的许多弊病——经济以及社会和政治上的弊病的根源。重访北方的人感到吃惊的是，农民和工人的情绪严重消沉和明显地失去干劲。这无疑是长年过份勒紧裤带的后果。越南领导人认为，干部和低级官员贪污腐败和进行欺诈是因为必需消费品匮乏，生活艰苦造成的。
经济统计数字本身就清楚地说明了问题。在战争结束后的１９７８年，即本五年计划的中间的一年，产量本应该是上升的，但是，越南的水稻、牲畜、食盐、煤、生铁、发动机和水泵等的产量却大大下降了。煤的产量最初报道是７００万吨，后来又改成是６００万吨。由于沿海地区天气不利，咸水鱼的产量至少下降了１２％，从５８８，０００吨下降为５１６，０００吨（越南１９７６年的海鱼产量为６１万吨。）
鉴于１９７８年接连发生种种危机，那年的国民总收入按每人平均计算实际上下降了，这一点就几乎是不怎么出人意外的了。有点使人感到意外的是，越南和平后的第一整年的总收入（按联合国的公式统计）增长了约９％，但后两年的增长率下降到了２．１％，大大低于２．５％的人口增长率。因此，１９７８年的国民收入为２，０７４，０００万盾（合５１９，０００万美元），每人平均只有１００美元。
越南的“官僚作风”引起了国内许多方面的指责。政治局委员黎德寿不久前说，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的组织机构庞大臃肿，有许多官僚主义的表现，没有效率和办事收效低。”他说：“各个部门和系统之间的责任也一直不分明。”“他还说，在经济管理方面，迄今也一直没有“正确执行”社会主义的管理制度。
黎德寿说，组织人们去贯彻执行正确的政策“甚至”比制定这些政策
“还难”。
刚刚进入北越访问和刚刚离开河内的人常常回想起北越的现代化步伐慢得惊人的状况。河内古老的杜梅桥曾因长期地经受住了美国多次轰炸而闻名，今天，它仍以每小时１０公里的速率继续承受着河内—海防之间的交通运输，通行着自行车、行人、火车、卡车和公共汽车。在这座桥上和这一地区的其他桥上，各种车辆排成了长蛇阵，阻塞了交通，而这些桥大多数又都是一次只能通行一趟车的铁路和公路两用单行线桥。（在通往北部边界的公路沿线，仍然可以看到战争遗留下来的一些被炸毁的桥梁支架。）
这种令人失望的建设速度的原因，不只是缺少专业知识和熟练工人。而且还缺乏资本投资。美国和中国原来计划援助的建设项目一直没有兑现，而其他西方国家提供的赠款与贷款又不足于弥补这一损失。同时由于越南本身的经济情况紧张，实际上无法把国内储蓄用来作为进行大量投资的资金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