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女记者希尔顿中国南北采访记

说她在中国数千英里的旅行，发现人们以空前坦率态度和她谈话，是件激动人心的事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７月１３日刊登伊莎贝尔·希尔顿的文章】题：中国人民的新看法
（伊莎贝尔·希尔顿曾在中国上过大学，是为数极少的会说中国话的西方记者之一。她最近在中国的采访纵贯南北，从南方的广州到遥远的北方的蒙古边境，从现代化城市上海的大街到农村的世界。）
在离南京数百英里之遥的湖南省省会长沙市，炎热的夏夜里仍然有许多人挤进大百货商店。在暗淡的霓虹灯灯光下，人们挤在电器柜台外面争着瞧里面陈列的日本盒式录音机，情绪极为兴奋。
一位中年英语教师同我进行了谈话，他说，“能够同外国人交谈，我们感到高兴。不过，请转告美国之音，我们不想听爵士音乐节目。我们想学英语。”
他若有所思地说，“许多年青人思想十分混乱，他们分不清西方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东西是坏的。”
现在，人们可以在大街上围着外国人提问，从谁将在美国大选中获胜，一直问到某某国家最受欢迎的是哪一种汽车。
自１９７６年推翻四人帮以来，中国政府一下子使中国同西方建立了新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着手调整经济，使之跟上已经规定的高速发展的步伐；恢复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地位，并重新实行择优录取、培养尖子的教育制度。
提高了物价，重新让农民搞自由市场，并提高了工人的工资。让艺术自由发展，并开始建立起公开审讯和律师辩护的法律制度。为千千万万的蒙受耻辱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恢复了地位——这项工作的进程最终导致了前政府首脑刘少奇恢复名誉。
官方的号召是要人们安定团结，全力搞“四化”。但是，在那种号召的后面，有各种各样的人抱怨特权、腐化和官僚无能。
在中国进行数千英里的旅行，我发现人们利用这种新的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气氛以空前的坦率态度谈话，是件激动人心的事，虽然有时也令人迷惑不解。不过，他们的谈话无疑表明，领导人面临着许多问题：无能的或没有经验的管理人员拖了现代化运动的后腿；一些关键的职务仍然掌握在年龄太大、对新政策过于神经过敏或甚至过于敌视的那些人的手里；由于１０年的权力之争耽误了上进的机会，年青一代感到幻想破灭。此外，还有官方正式恢复“培养尖子”所产生的分裂性社会影响的问题和不平等地分配现代化所带来的好处的问题，总之，看来要走的路是极其困难的，面临着传统的困境——日益高涨的期望的循环。
在上海，一个青年说：“５年前你不得谈论刘少奇的优点，现在你不能提他的错误，年轻人持愤世嫉俗的态度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中国共产党曾经是一支优秀的力量，相对说来它人数不多，入党条件很高。本来，党员要比周围的人更努力地工作，生活更简朴。但是文化革命的动乱以及这以后的几年，把这个规矩破坏了。北京一个青年解释说：在现有的党员中，有一大半是在文化革命期间及以后入党的。
就连邓也抱怨说，有许多党员不符合党的忠诚和效能标准，这是中国对无能、腐化和政治反对派的一种委婉说法。希望在党内进行大规模清洗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
在各省，现代化的影响至少可以说是不协调的。政策改变最明显的效果是到处都有自由市场，农民们在自由市场出售他们自留地的产品。对他们的收入的影响是很大的。一个干部告诉我：“广州一个农民在自由市场卖一天香蕉可以赚我一个月的工资。”
中国的小的神秘事情之一是，农民究竟从哪里弄到在自由市场出售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在山西省大同的一个所谓人民市场（它的名称起得很怪，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可憎的和实利主义的百货店）的台阶上，卖花生的人同卖肥皂、塑料凉鞋、水果罐头的妇女们争着作买卖。对面的空地上，一个走江湖的魔术师在卖艺，他的夫人既是音乐伴奏，同时又向周围热心的群众收钱。
在比较正式的艺术方面，各省对自由化表明了一种同样的折衷主义态度。传统的中国戏剧是一种表演细腻、戏装华丽的戏剧，文化革命中被认为是反革命的，禁止演出了：这些取材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剧目要设法表明观众一望而知的政治论点。现在，这些戏剧再次得到恢复，演出的时候常常满座，人们很欣赏。
然而，中国的音乐会经历了不可思议的变化。几年前，手风琴手、钢琴家、男高音和女高音独唱者必须演奏庆祝丰收和歌颂英雄工人的刚劲有力的歌曲。现在，从中国的一端到另一端，女高音歌唱家怀着同样的热情歌唱《铃儿响叮当》。
人们对其它实验的热情更少。上海芭蕾舞学校到湖南巡回演出的时候，我正好在湖南。他们演出的节目包括《天鹅湖》片断。对这个省的观众来说，西方芭蕾舞的习俗本身就是令人惊奇的，他们对舞台上出现身穿白色紧身衣的青年男子——就他们而论，这仅次于完全裸体——十分惊讶，变得鸦雀无声。当幕布最后拉上的时候，一个很生气的干部打破了静默。他突然喊到：“这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