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大学副教授福尔肯海姆文章：《中国的行政改革和现代化》

说中国领导人一心要改变与实现现代化相矛盾的经济管理、执行计划和考虑问题的方法
【加拿大《太平洋事务》季刊今年春季一期文章】（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斯卡巴勒学院政治学副教授福尔肯海姆）题：毛逝世后的中国的行政改革和现代化
在过去三年中，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戏剧性转变，可能会使人看不清在一些虽然平凡，然而却与现代化有关的行政和管理改革方面取得的同样显著的成绩。由此而产生的忽视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是不幸的，因为许多中国领导人认为，行政改革与目前在经济和技术上的进展是分不开的；此外，行政改革本身还能大力改善经济。再说，由于许多正在考虑的改革不仅对中国的行政权和经济权的分配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对许多领导人和机关的政治和官僚作风也有影响，因此这些改革引起了辩论，这种辩论也与改革本身同样重要。中国领导人一心要改变与实现现代化相矛盾的“经营管理、执行计划和考虑问题的方法”，已开始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日本，甚至还从美国寻找合适的样板。
中国改革人在设法仿效南斯拉夫和日本的模式，他们显然谋求一种权力更加下放的实行间接监督和鼓励的方式，以此作为实现经济迅速增长的途径。
应该强调的一点是，这许多改革既不是新的，也不特别彻底，与其说这些改革是完整的一揽子改革，还不如说是解决非常复杂的问题的一套有点互相矛盾的解决办法。但是，联系过去十年的情况来看，这些改革表明中国的侧重点有了重大改变，正如目前的一些评论所认为的那样，这次侧重点的改变终于得到了理论上和教义上的合法性，而六十年代作类似的改革努力时就没有得到这种合法性。
当前的政策和行政改革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大力鼓励地方上实现多样化，强调发展要符合当地是否能做到迅速增长的具体情况。这是结束必须“粮食第一”的政策和重新指令要搞多样化生产的必然结果。这也是使农村工业化计划更紧密地适应当地的可能性的结果。
中国领导人能把改革过程安排得多好，改革的效果会怎么样，这就难以预言了。可是，尽管迄今为止明显存在着种种问题，还是有些乐观的理由。第一，既要实行改革而同时又解决改革带来的后果这样一个任务，是中国党所谙练的，尽管在目前的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困难。第二，领导集团现在正在以完全不拘泥于教条的办法来处理这些困难。胡乔木的意见是：“只有通过反复平衡和计算”，才能确定“哪些产品适合进行专业化生产，哪些适合于进行联合生产，哪些产品可以在省、市或者全国范围内生产。”这表明中国领导决心采取灵活的态度。目前正在努力为从农场管理直到外汇管制的各个方面作出最适宜的工作安排，一切都证明中国对改革采取的是灵活和讲求实际的方针。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运输、情报和供应等环节上的各种阻塞的解决，阻碍改革的某些社会和经济制肘因素将变得不那么有力。经济上的这些变化反过来可能进一步推动改革的进程。随着地方上机械化和工业化水平愈来愈高，在农村地区，行政管理大概会逐渐趋于集中化。同样，进口技术的决定看来对地方行政管理也很可能产生集中化的影响。
对中国实行行政改革的最终的考验，将是看它们能不能既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而又不削弱党的控制，也不威胁到重新分配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