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谈苏联电影界现状

【美国《时代》周刊６月２３日文章】列宁在１９２２年说过：“电影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艺术。”由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和杜甫仁科三位电影工作者理论家组成的三驾马车，抓住电影这一玩意，把它变成了最为复杂的机器。尽管它只是用来教育俄国无产阶级的，但也已经使世界上的知识分子眼花缭乱了。１９２４年，斯大林说：“电影是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的最有力的工具，问题是要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这句名言至今仍在起着作用。
半个世纪来，人们一直循着这一名言行事。可以说苏联电影界的“审阅者”们（检查官）从来就是手下无情的。塔尔科夫斯基和帕拉加诺夫，在国际舆论界的眼里，是俄国电影伟大传统的继承者。但是他们经受了种种折磨，时而是花言巧语，时而是官方批评。以令人寒心的科学幻想寓言片《太阳光》闻名于世的塔尔科夫斯基最近获得了“苏联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但是电影界的官僚们拒绝出资为他拍片，延期发行他的影片，或者只是在一个人们很少光顾的偏僻影院放映他的影片。帕拉加诺夫有一部抒情色彩极浓的影片，叫做《被人遗忘的祖先的影子》，西方的电影迷曾经为之倾倒。但是国家却把他看成是个捣乱分子，送他进了监狱，一呆就是四年。
西方人如果还要求今天的苏联电影工作者象他们的先辈那样，运用他们的技巧，表现一种热情洋溢，忘乎所以的情感，肯定也会被人说成是一种胡思乱想。苏联的电影已经进入中年，它所需要的是契珂夫式的“贤妻良母”的美德：端庄、体贴、抚媚，但更重要的，是要审慎地对待主人的过火行为和失败遭遇。
正是这种契珂夫式的品质——悲哀的浪漫主义，浓厚的宿命观点，人人都有理智的信仰——渗透到了“批准”上映的苏联最佳影片中，可能也已渗透到了从事这项工作的每个男人和女人身上。按照苏联的制度，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工作职责。有些人生产电影（３个全国性的和２０个地区性的制片厂每年生产１５０部故事片），有些人“审阅”电影（每部影片经常由３个检查官进行审查），有些人禁映电影（不过影院经理能分配到一定数量的进口影片来弥补其国产影片的不足，他们经常把国产影片和较有生气的外国影片配在一块放映），有些人则去看电影（１９７７年每周销售８百万张电影票，票价每张５０美分）。
苏联广大观众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些淡而无味或作自我批判的西方影片。但是社会上的“精华”不在此限，他们可以看到各国主要电影工作者拍摄的影片。因此，最好的苏联影片，不管它的内容如何，总是带有欧洲最佳影片的影子和气息。
也有一些导演，如果在别处工作的话，肯定会获得国际声望。达涅利亚就是其中一个。他在１９７９年拍了一部名叫《秋天的马拉松》的喜剧片，很有感染力。影片描写一个既当教师，又当翻译的男人，一方面要满足猜疑成性的妻子急如催命的要求，一方面又要答应贪欲成性的情妇与日俱增的条件，他周旋两者之间，维持双方平衡，可说是过着一种很冒风险的双重生活
——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相当熟悉的生活。影片使人看到苏联受过教育的特权阶层的内幕生活。
达涅利亚经营的是一个安全妥贴的领域，即浪漫的喜剧领域。当然也还有一些别的领域，苏联导演可以安逸保险地施展才能。例如把古典小说和戏剧加以改编，搬上银幕就是一例。一些表现二次世界大战时普通公民历经磨难，仍然坚定不移的影片，很得审阅者——当然也包括观众——的赏识。１９１７年的革命曾经是苏联第一代电影工作者的主要题材，但是十月革命已经在人民记忆中逐渐淡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题材也就在这个为“理想人物”作传的领域里取代了它的位置。
古宾科１９７８年拍摄的《孤儿》描写战后一个国家孤儿院的情况。影片与其说把孤儿院工作人员的品质写得非常崇高，还不如说把孩子们的性格——从畏缩不前到不受约束——刻划得非常微妙。这是一部动人心弦、引人入胜的作品。
米哈洛夫—冈察洛夫斯基那部并不十分精彩，但是很富诗意的《西伯利亚颂》也是如此。苏联人对史诗性的历史剧依然兴趣盎然，拍摄也很具匠心。《西伯利亚颂》追溯了西伯利亚一个偏僻村落的历史，叙述它如何从本世纪初的冰雪封地、原始落后、与世隔绝，通过战争和革命，到６０年代后期发现大油田，逐步发展起来的整个过程。米哈洛夫—冈察洛夫斯基象他的前辈杜甫仁科一样，善于把俄国人那种对风土人情的奇特的神圣感情同发展的革命力量结合在一起。
但是“最受欢迎的导演”这一称号还得属于米哈洛夫—冈察洛夫斯基的兄弟尼基塔·米哈洛夫。米哈洛夫今年３４岁，他的《爱情的奴隶》是近年来得到批评界高度赞赏的为数不多的几部影片之一。该片以感人、温和、喜剧式的笔调描述一家电影公司一群天真人物，力图避免卷入１９１７年革命浪潮的情况。在《五个晚上》一片中，米哈洛夫叙述一对中年男女如何再续二次世界大战时被迫中断的爱情生活。
米哈洛夫最近刚从美国访问回国。通过访问，他看到两国最佳影片的相同之处。他说：“在我看来，我们又开始回到浪漫主义、回到卓别林、回到用电影给人希望的时代。”但是作为一个苏联电影工作者，他的影片难道能不加删节就为文化官僚所赞同，并准许放映吗？对此，米哈洛夫只是耸了耸肩，他回答说：“当然，删节是自然的，谁出钱谁定调嘛。我们这儿是中央电影局定调子，在美国，则是制片人。如果在经费上我必须依附某一方面的话，我将选择称之为祖国的一方，而不是某一个制片人。我本人则要尽力而为，做到对自己的工作问心无愧。”
问题是，在苏联，“问心无愧”和“祖国”这两个水火不容的概念能否协调起来。苏联电影工作者的工作被禁锢在种种思想意识的条条框框内，这些条条框框，都是中央电影局根据每个五年计划制定的，有些很微妙含蓄，有些则公开鼓吹。定下这些条条框框，就能拿到制片经费，这笔经费然后再分给各种类型的影片。但不管哪种类型，只能采用国家机器所喜欢的题材。
所有的电影剧都得经过审阅者的审查。审阅者宣称，他所要做的只是为了弄清作者的意图。人们知道，勃列日涅夫也会在某部影片的争论中指手划脚。有一次他在询问一部影片时，只是说了一句“谁要看这种电影！”，这部影片从此就束之高阁。
不过一般来说，一部影片拿到党魁那儿，去决定其命运之前，就已经过多次删剪，多次修改，就象一件衣服，漂亮得也已差不多了。有一个导演曾经为一部喜剧片同检查官发生了一场争执。这部影片叙述酿酒工业中的腐败情况。其中有这么一个镜头：一个酒桶上贴了一张“４８”的标签，那年恰好是革命后的第四十八个年头。检查官就问了：导演是否意味着革命也已变得酸腐了？另一部影片因为有个插曲叫《给我捎个月亮来》，结果就引起了麻烦。因为正是那个时候，美国人登上了月球，而俄国人还没有。这不是小看了苏联在宇宙空间所作的努力吗？一个名叫托波尔的流亡电影剧作家，有一次曾向一个苏联官员解释一部关于少年犯罪的影片。这位苏联官员就说，他在苏联旅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见到过少年犯罪分子，所以说怎么可能存在少年犯罪的问题呢？结果这部影片又重作删剪，重新拍摄，成了一部面目全非的东西，经克格勃的头子安德罗波夫批准之后，始得发行放映。
这种乱七八糟的争论使得电影工作者产生了一种明哲保身的思想，使他们多少明白了粉饰现实的含蓄要求。因为现实如果不加粉饰，就会出现托波夫所讲的那种情况：“不管在苏联哪个地方，你如果想如实拍摄那里的情况，你看到的将是一幅糟糕的画面，一部使你感到触目惊心的影片。”不过导演们仍在努力工作。
有些人为了不使神经过敏的检查官过度紧张，耐着性子拍摄一些历史题材和海外奇谈之类的作品。还有一些人则想出一种办法，按照已经批准的电影剧本，拍摄一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影片。例如，采用隐晦曲折的手法来处理愉快的结局，审阅者就不会认为对社会有何妨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