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特里尔文章《中国进入八十年代》

１９７６年以来中国出现四大变化。人们有理由对中国的社会稳定感到乐观。中国的文明和智慧将会缓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混乱。中国在国外的信誉提高了，正在成为亚洲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经济力量，但不可能在２０００年把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到平均每人１，０００美元
【美国《外交》季刊１９８０年春季号刊登罗斯·特里尔的文章】题：中国进入八十年代（原编者按：罗斯·特里尔是中国的常客，１９６４年首次访华，最近一次访华是在１９８０年。他刚刚写完《毛泽东传》一书。）
在八十年代开始，毛以后的方针路线得到巩固的时候，在中国，人们的情绪是一种谨慎的充满希望。一方面，人们热烈希望进步，另一方面又深知未来可能性的局限性。自从毛泽东１９７６年逝世以来，在所有的变化中，最突出的有如下四点：
第一，从上到下，人们都认为发展经济是中国的首要任务。上面现在提出，利润和市场反应是衡量工业成绩的唯一有效的尺度，这一提法大大激发了勤奋努力的精神。
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已缓和了对农民的政治与官僚主义的压力，鼓励他们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以增加农作物产量。无论在城市和乡村，努力工作和发挥首创精神（以及计划生育）都受到现金鼓励。“政治挂帅”已让位给了“生产挂帅”。政府要其公民们努力工作，以取得物质报酬；而过去“政治挂帅”完全无视这两点。
于是，随着对经济实行计划过度这种桎梏的稍稍放松，中国人的传统的实利主义又重新出现了。在毛的领导下，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站立起来了。而在毛逝世以后的这些年头里，中国人作为个人正在努力站立起来，并要求获得一个有利的环境。
第二个变化，就是近似于宗教仪式的政治正在被平凡的进行利益调整的政治所取代。
北京现在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在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期间，毛对红卫兵们说，“造反有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由一个论点改为另一个论点，其含义却是巨大的。过去若干年在中国逐渐形成的思想危机现已大体上消失了。这种危机是由于长期公式化地把阶级分类法硬套在同阶级没有什么关系的现实情况上的结果。不过，不能不指出，这种降低意识形态地位的情况损害了中国谴责苏联社会的一些逻辑力量。
第三点——也是从中国社会的最高层到基层都看得到的——是决心改变毛晚年时期的专横统治，而代之以朝着法治而不是人治的方向采取一些步骤。
第四个重大变化，也是唯一与对外政策直接有关的变化是对非中国式的思想和影响开门开得大些了。
中国长期以来自成天地，看来它现在正在企求一个无限期地同世界其他国家做公平交易的阶段。此外，毛以后时代的领导者现在还向国外寻求可供中国发展之用的思想。
中国仍然是一个又大又穷的农业国。不可能在２０００年把十亿多中国人的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到１０００美元。
尽管现在已经转为把生产置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但是中国人并没有一夜之间变成经济动物。
更为重要的是，对进入经济时代还存在着抵制。
至于中国参加国际经济活动这一点，一直存在着夸大这种参加的程度以及夸大这种参加可能决定中国未来的程度的趋势。中国这座大冰山只有小小的一个顶端触到了国际水域。中国实现现代化将不会象南朝鲜、台湾和新加坡那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因素。
中国近年来发生变化的真正原因是毛不在了。伟大的舵手逝世之后，多年来一直在累积增大的某些压力一下子爆发了出来，这些压力是：要求结束家长制；要求进行摆脱某一个垄断国家思想领域的政治人物的使人不敢动弹的阴影下解放思想的某种试验；要求更认真地把精力集中在经济工作上，而不是浪费在无止境的政治折腾上；要求比较放松地在产品和思想的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
已经出现了朝着政治非神话化方向前进的一种持久的变化，我认为，这种变化在若干年内是不可逆转的。因此，至少在政治体制的上层，出现一个稳定时期的前景是良好的。
还会有斗争。然而，今后不会把矛盾作为善恶之间的斗争来处理。今后一个领导人可能会失掉权力，但不必说他同时已失去了真理。
现在为处理毛本人的遗教的做法定下了调子。他仍受到尊敬；然而对于他从五十年代末直到去世前所提出的各项重大首创性的行动，几乎已全部客气地表示遗憾。
尽管最近出现了种种的变化，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做法却与苏联的做法不一样。毛作为中国革命的斯大林和列宁（以及马克思），大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正统地位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象征。按照中国的条件，一面赞扬毛，一面又忘却毛这种双重政策看来是比突然地彻底谴责要好的一种解决办法。
由于实行奖励制度和提高技术以及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普遍比较好，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７９年生产率提高了；中国在国外的信誉也提高了。这些都是最近事态发展中的积极因素。然而人们的期待也大大提高了。北京新的自由经济计划者可能正在撒下严重通货膨胀的种子。还有，自从新政策试行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总的来说，十分肯定中国正成为亚洲一支望而生畏的经济力量，（它目前已是世界第六经济强国），但是，中国人的平均生活状况按照亚洲的水平来说仍然将是不富裕的，更不用说同西方相比。
因为存在着许多变化不定的因素，也因为中国的新政策仍在其年幼时期，所以很难对今后是否会出现社会紊乱做出肯定推断。但是，人们也有某种理由对中国的社会稳定感到乐观。
由于中国人口这么多，由于经济增长率绝不会十分快，还由于平均主义思想仍比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更顽强，所以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八十年代不会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也许会使许多中国人感到沮丧，但是，这也意味着发生激烈的社会动乱的可能性减少了。可以提一下，中国社会以三个强有力的因素为基础具有巨大的凝聚力。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使中国人团结在一起。文化上的自信——即使是现在头脑冷静的中国人对任何人也没有真正的自卑感——和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在现代化过程中是有利于稳定的重要力量。这两种力量能使中国人不会失去一定之规。中国文明长期来特别注意的一些社会准则在经济改革时期也是极其重要的。
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构成凝聚力的最后一个因素是中国的很强的政教分离的特点，即使在农村也是这样。不期望在中国看到象伊朗出现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或多或少出现过——那种情况：掀起一场以宗教为基础的反抗运动，要求维护传统的价值观念，反对现代事物的侵入。
即使中国的未来社会可能不是地道的毛式社会，但是，它将扎根于中国的一些久经考验的原则。中国的文明和智慧将会缓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