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５３年来的书目（八）

西蒙·沙玛：《公民》（１９８９年）

叙事体的历史著作又开始流行，但对过去的无限虔诚也重新引起人们的不
满。这部叙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提出了一个疑问：这场革命的成就是否确实抵得
上付出的代价？这个疑问令庆祝法国革命２００周年的盛典不免扫兴。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１９９２年）

苏联解体后，这个“单极”的世界需要一种能够包罗万象的理论：这部赞扬
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的作品在意识形态领域划出了一道是非界限。

詹姆斯·格莱克：《天才：理查德·费因曼和现代物理学》（１９９２年）

这部传记在如何介绍高层次的大众科学方面给人们上了一课。本书聚焦于新
的量子力学理论背后那个以令人捉摸不定而著称的头脑；同时向读者表明，古怪
而具有独到见解的人也可能改变世界。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极端岁月：短暂的２０世纪，１９１４—１９９
１》（１９９４年）

当世纪末的总结性著作开始剧增时，没有哪个人的作品像这位激进的历史学
家的作品那样尖锐而雄辩──他曾经身临其境，并且能够回忆出柏林张贴的那些
宣告希特勒上台的标语。

安杰拉·卡特：《抓紧时间》（１９９７年）

这些有关文化和社会的文章最初发表于６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归纳成集后，
它们证明：令人鄙视的新闻界也能够产生战后最优秀的思想和文章；在一个流行
白日梦的时代，高度的理性仍然能够取得胜利。

（八·完）（题头设计　李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