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评苏联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

说大多数苏联大学生对他们的社会制度并不完全满意；很多毕业生最后所从事的工作几乎与他们所学的专业毫无关系；贿赂和裙带风盛行
【美国《洛杉矶时报》６月１７日报道】（记者：费希尔）题：苏联人为每个大学毕业生安排工作
“这一天真象他们结婚的日子。”大学校长乐呵呵地说。
一位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提出不同的看法。“这一天是可怕的。”他说，“每个人都在吃镇静药。”
这一天是毕业分配的日子，它比苏联大约９００所高等院校举行毕业典礼那天还要激动人心不知多少倍。
到６月底，各大学和相当于大学水平的院校的８０万青年男女毕业生，实际上将全部获得就业安排，并知道是什么样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
这个分配办法是苏联计划经济的产物。
在美国，大学生自选专业，毕业后在职业市场自找工作。而在苏联的制度下，小汽车、炸弹和纸夹子都是按照政府的决定制造出来的，毕业文凭也是如此。
大多数苏联大学生对他们的社会制度并不完全满意，即使可以说，他们十之八九不愿意拿自己找工作的保险性，去换他们眼中的美国职业市场那种乱糟糟的就业机会。
许多人渴望着开始过上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在这个社会里肯定能得到的美好生活，因此，他们把第一次工作安排至多看作是个起点站。
当苏联大学毕业生在分配委员会的决定下方写上“我同意”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就等于是同意在第一个工作上至少干三年，以报答国家的免费教育。但他们对分配的工作往往远离家乡感到不满，许多人被分在地方上工作，那里的生活往往是原始的，他们的才智有时也得不到赏识。很多人最后所从事的工作几乎与他们所学的专业毫无关系。
全国性的数字现在尚无法得到，但从有关去年毕业班的零零碎碎情况以及最近报刊上发表的大量文章来判断，今年将有数以万计的毕业生对分配表示不满意，他们将干脆不去接受被分配的工作。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共青团真理报》５月底报道，虽然去年有３１．６万名工程师毕业，但“每年都有数千人不翼而飞，就象地球把他们吞掉了似的”。
今年前些时候，教育部悲叹说，““１９７９年有大量的师范学院新毕业生不接受教学工作”，它还披露，其结果造成２８％的空位无人顶替。
大学毕业生们找到了许多办法来对付现社会制度。女学生在最后两个学年里常常怀孕，因为她们知道国家是不要求做母亲的人到农村去的。
莫斯科国立大学三年级学生纳塔利娅诡计多端地说：“有许多办法可以逃避制度的规定。每个人都在想法利用这些办法。”
贿赂和裙带风盛行。据一些苏联人士说，分配委员会的成员只不过是人们暗中贿赂的又一批对象。此外，苏联一些机关可以要求把某些毕业生分给它们，而这种要求通常是得到满足的。有些大学生便利用家长的关系。
有些人抱怨说，正当他们准备走上文科或自然科学的工作岗位时，却被指派去当教师。文科多至９０％、自然科学方面６０％至７０％的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当教师。
秋明大学一批毕业生不久前抱怨说：“我们受骗了。系领导们过去反复跟我们说，参加系里的工作将来可以得到从事学术工作的机会，但现在他们却又建议我们去农村教书。”
只有大专院校那些高才生才真正有选择自己工作地点的自由。
西伯利亚乌兰乌德农学院院长有一次告诉来宾，前一年的５２０个毕业生中只有３０人名列优秀生，从而获得自选第一次工作的权利。
塔尔图大学校长科普说，在塔尔图大学，这一特权被叫做“首次演出权”。
对于其余的人来说，各个大学的制度略有不同，一个学生在其所在的毕业班里的地位如何、起的作用大小，这要看所在学校的规定如何而定。
根据法律，企业无权雇用已被指定干其他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但实际上，人们常常无视法律。这里有劳力不足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苏联经济效率低。此外，苏联社会制度有固有的一些刺激办法，促使工厂、机关以及其它无必要存在的单位的头头，不把关于雇人的法律放在眼里。
这一切成了可笑的事，它就象是一个旨在把苏联高等教育制度与苏联经济需要联结在一起的严格控制的程序。
分配委员会根据政府各部、工厂、农场和研究机构报来的要求人员的表格进行分配。这些表格是根据远至１５年前起草的计划制定出来的，那些计划决定了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教师，他们需要什么设备，每年招收多少大学生和学什么专业。
苏联政府所以能答应让每一个毕业生都有工作，其原因之一是，希望上大学的学生每三个人中只有一人被录取。
苏联官员们越来越为安排工作的进程担心。但他们把这看成是计划上的问题；他们毫不怀疑如下的基本思想，即莫斯科能够使拥有２６，０００万人口的日益复杂的社会的需要协调一致。
学生安排工作，是分四步完成的，这一过程需要两年时间才能由官僚机构完成审批手续。先是各地政府各部和部门收集情况，再由各教育机关汇总，接着各教育机关将材料上报１５个加盟共和国计划委员会，然后再从那里上报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
与此同时，企业、团体和机关也沿着同样的途径上送申请分配人员的报告。国家计委对这两种表格进行协调，确定一项统一的计划，再逐级往下传达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