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经济学家芒德的文章《中国修养生息》

说每次政治大动乱结束后，中国都表现出了出色的迅速恢复能力；中国革命取得的一些基本成果并没有受到破坏，在中国历史上，十亿人头一次被置于有效的行政管理之下，经济得到了迅速增长
【法国《费加罗报》文章》（作者：法国经济学家蒂博尔·芒德）题：中国休养生息
“我们知道，我们一分钟也不能丧失……。过５年、１０年你再来看看我们的进步……”周恩来把我送到他的办公室门口时对我这样说过。我们的谈话长４小时。这还是文化革命前的事情。后来过了５到１０年我才又获得到中国的签证。今天，当我重访北京的时候，我见到的中国最高负责人之一下意识地说了前总理说过的话。他对我说：“我们一分钟也不能丧失”，同时又面带难过的表情补充说……“而我们恰恰丢了１０年……。”
这并非他一个人有这种看法。事实上，今天，大部分中国人都看到，从１９６６年大变动开始的１０年无政府主义是巨大的痛苦和不公正行为的根源，并对此感到遗憾。他们也看到，他们的国家从经济破产的后果中刚刚开始踉踉跄跄地恢复。
对过去这一段表现出来的直率态度，只不过是在今日中国人们所发现的变化之一。
上次访问的时候，人们给我灌了一大套陈词滥调。而现在却是可以交谈了。人们不再用那些充满绝对论断的演说来敲打你，相反还征求你的意见。墙上挂的醒目地写着咄咄逼人、绝不妥协的口号的大量横幅标语消失了，代之以比较轻松的图片和文字说明，号召大家遵守纪律，鼓励民众的美德。十亿人休养生息对今日中国的主要印象，是这个国家大病一场以后正在休养生息。人们看到有一种普遍松口气的情绪，好象经过长时间的重病以后刚能起床时的那种感觉。政治性的会议少多了。
然而很难说清楚，当前这种占主导地位的口气的情绪只是一种疲倦不堪的表现呢，还是意味着一种导致极端行为的制度成了问题。
在劳动场所，尤其是在工厂里经过这些年的政治狂热之后，要恢复纪律并非轻而易举。譬如指出下面这一点是有趣的：尽管中国工人的工资比香港工人的工资要低四、五倍，但是实际上受到中国有关新的“合资经营”法诱惑的英国租界的资本家，对利用这种好处犹疑不定，怕的是生产率不高和缺乏纪律。然而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最尖锐问题，是有名的“缺少一代人”即缺少企业领导人和熟练的专家。增养新干部人们现在难免会看到，掌握操纵杆的人大都年过花甲了，这些人在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本来就已到了退休年龄。在他们之后，按年龄的金字塔顺下来，第二批就数那些３５岁以下的人了。他们在１９６６年以前结束了学业，但却又来不及进一步取得实践经验。在他们同为数很少的新毕业生之间，鸿沟就重大。这些新毕业生在学校复课时才开始进高等学校。如果混乱的时期不是十年，而是延续二十年，这道鸿沟就会永远填补不上了。
与此同时，中国作出巨大努力把领导人派到国外去考察，或者邀请外国专家去培训中国的专家。
我在北京和上海的旅馆里，接触到某些这样的外国专家。他们主持一些８到１５天的研究会，参加的中国人有三、四十个，一个个穿着蓝色毛式制服，人人都渴望了解本专业最新的进展情况。一种强大的适应能力
在最近的三十年中，每次政治大动乱结束后，中国都表现出了出色的迅速恢复能力。在最近纷乱的年代中，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继续每年增长百分之六左右。今后还将会产生更为卓绝的成果。
从商店的最普通的售货员到最高级的职员，大家都在上电台一再播放的外语课。事实上，中国正在通过人们向她打开的小小的缺口，慢慢地沿着企业自由的道路往前走：上海的人行道上摆开了小商贩或修补业的小摊；在所有的城市中，人民公社的农民把他们自留地里产品的多余部分拿来出售。现在人们看到一些工厂的厂长实行了一些新的管理方法，因为获得利润的多少现在是衡量他们成败的标准。对个人的努力给予奖励和金钱刺激，而且，还同外国投资者谈判好几十项合同，从而可以同时引进中国急需的新工艺和管理技术。
同时，中国革命取得的一些基本成果实际上并没有受到破坏。在中国历史上，十亿人还是头一次被置于唯一的和有效的行政管理之下。饥饿和营养不良已消除殆尽。在所有不发达国家中，只有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增长，而又没有因此牺牲对发展所取得果实的分配。分配总的说是平等的。
另一方面，尽管由于“大跃进”和文化革命及其带来的所有后遗症使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浪费了，但是中国取得的进步却是有目共睹的。我上一次访华时，中国刚刚越过钢笔热，进入自行车世纪。目前，大部分人有了手表，商店的电视机柜台前排着长队。政治再平静上几年，将给目前新的务实路线提供取得令人信服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