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载文谈苏联美术现状

说在欧美大国中只有苏联把美术看作是政治上的危险物，因而它十分强调美术作品的政治性；但这个国家毕竟存在着西方现代主义风格的东西
【美国《时代》周刊６月２３日文章】
１９７４年９月一个潮湿的星期天，一群成双成对的苏联画家，带着画布，来到莫斯科远郊切列穆什基的一块荒地，开始在临时搭成的画架上绷上画布。这时有一小群旁观者走拢过来。而在另一边，一队带有压路机、垃圾车和水枪的克格勃特务也向这边走来。便衣警察化装成普通公民，在这块荒芜的土地上自如地干着活计。正当围观者们伸头缩脑地看他们作画，外国记者准备照相的时候，特务开始进攻了。他们上来就把画布扔进垃圾车。压路机和水枪紧紧跟上。压过散落在地的油画作品，追逐从现场跑走的，浇得混身湿透的画家。
不到４０分钟，战斗全部结束。１８幅油画撕毁的撕毁，焚烧的焚烧；四名画家遭到逮捕。犹太人和浮萍式的世界主义者所带来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有害孢子被清除了，官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终于保持了它的完整性。
按西方标准来看，这些都是土里土气的画家，克格勃在切列穆什基毁坏他们作品的这一做法，在苏联国外那些研究创作风格的历史学家眼里，可能算不了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这似乎就象人们看到的纽约市警察，在华盛顿广场驱散一个周末美术展览那样司空见惯。但是苏联这一事件的意义不在于这种“持不同政见者艺术”本身有多高的价值，而在于它的存在本身，竟有这么一种力量，使得苏联当局兴师动众，无情镇压。在所有的欧美大国中，只有苏联把美术看成是政治上的危险物；因而，它就十分强调美术作品的政治性。所以，内部镇压就将周而复始地继续下去。在西方，美术家的成败得失，在市场才见分晓，不管从何种实用意义上讲，根本就不存在官方规定的艺术路线那么一说。但是在苏联，艺术得按意识形态规定的路线行事。如果说，持不同政见（这里一般指坚持现代主义）的美术家，还没有象持不同政见的文学家那样，受到有计划的迫害，还没象文学家那样有那么多的人在西伯利亚卧轨自杀，让克格勃用药物杀死在疯人院的话，那仅仅是因为美术作为传播不同政见的渠道还不象文学那么强大有力。但是不管怎么说，反正是政府的喜好决定着画品和雕塑的生产、展出、销售和讨论。极权主义的本质就是：政权的大厦必须到处是严实合缝的，任何地方都不允许文化去创造一种离经叛道的模式。这种对现代主义根深蒂固的仇视，是斯大林留下来的一份永久性的遗产。可是在西方人的眼里，这种仇视本身就是对苏联的一种讽刺。
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条，所有的文艺作品都得符合党性、思想性和人民性三条标准。对斯大林来说，只有他所赏识的画家，格拉西莫夫的作品，最能忠实地反映这三条标准。格拉西莫夫曾为这位独裁者画过不少肖象画，从各种姿态来表现他的显贵崇高。这些作品挂在博物馆里，办公室里，工厂里以及家庭里。与此同时，即在三、四十年代，斯大林又采用高压手段，摧毁先锋派的艺术以及先锋派同西方美术家的必要联系，以推行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义。到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苏联的美术家可以说没有一个是见过现代主义艺术的，充其量也只是接触了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这样，就等于对现代主义宣布了取缔，并且这种取缔一直延至今天，而官方的“现实主义”则变得更加平淡无奇、枯燥乏味、奉承溜须，涂上了一层宗教虔诚的理想油彩。
苏联美术家协会是一个大门紧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商店，那些持不同政见的美术家不能、也不想进入这个协会。由于他们不是协会会员，因而被称为没被雇用的美术家。今天苏联对付这些人的最有力的国家手段是施行一项惩治寄生现象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一个没被雇用的美术家就会被抓起来，坐一、两年班房。除此以外，一个“非官方”的美术家还得应付种种磨难，这种磨难，他们的西方同行可说是闻所未闻的。苏联大多数非官方的美术作品都是十分朴实的，本乡本土的，只是在这儿或那儿点缀着一些西方现代主义风格的东西，诸如抽象的表现主义，流行艺术、几笔一勾的抽象主义等等。由于他们对这种现代主义的东西了解太少，因此这不能在作品中很好地加以融会贯通。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国家毕竟还是存在着这种艺术。持不同政见的美术家必须首先为自己能存在下去而耗费大量精力，因此他就只有不多的时间来顾及自己艺术的发展。苏联是这样一个社会，用艺术教育人民只是一个幌子，自吹自擂，为国家政权涂脂抹粉才是目的。